时事新报#1917-1947：跨越30年，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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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北京大学日刊》 192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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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浅释》，夏元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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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等在上海梓园合影
◎肖伊绯
1917年
知识界一场误打误撞，“相对论”初现中国
1917年这一年，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而言，都是相当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新年伊始，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有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也迅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前沿阵地。
这一年开年新刊，元旦之日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中,陈独秀以“采访人员”名义同时转载了两篇演说词《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和《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前一篇演说词，乃是蔡元培刚刚抵达北京，准备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前的一次重要讲演记录，集中体现了其治学治校的基本宗旨，自然备受社会各界瞩目。除了在北京有《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之外，3月15日，又被上海《东方杂志》转载，一时间传遍京沪，南北皆知。
然而，就在《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一个多月之后，百忙之余的蔡元培抽空翻检杂志，却发现演讲词中有一些记录错误之处。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与误解，遂于2月19日致信《新青年》编辑部，明确指出了这些错误，并逐一表述了修订意见。十余天之后，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迅即刊发此信，算是对之前刊发的演讲词做了及时更正与声明。
蔡氏信中首先纠正了关于“宇宙观”的一段演说词，并为之特意指出，当天在讲演中应当是这样说的：
“在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与宗教无涉。惟科学所不能解答之问题，如宙之无涯涘，宇之无终始，宇宙最小之分子果为何物，宇宙之全体果为何状等。是举此等问题而研究之者，为哲学。”
不过，那未经修订的演说词，毕竟已经公开发布两个月之久，其传播之广泛，可以想见。包括讲演者本人蔡元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在内，恐怕谁也不曾料到，正是因为演说词记录稿中的一些错误，竟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争论与国内流行之热潮。
原来，时为1917年4月，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建的“丙辰学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的社刊——《学艺》杂志，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这一杂志的创刊号中，赫然刊有一篇题为《批判蔡孑民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于孔教问题之意见》的文章，作者为一位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许崇清。
为此，蔡元培即刻致信许氏，告知演说词记录有误，“而累足下为此不经济之批判，甚可惜也”，而发表了其纠正之语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想足下尚未之见”，“今奉油印本一通，鄙人本意可见大概”。
孰料，收到了蔡氏致信，又读到了演说词修订稿的许氏，并未就此罢休，迅即又于《学艺》杂志第2期上，撰发了《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一文，依旧不认同蔡氏的观点与思想立场。许氏反对与质疑的蔡氏观点，竟然也包括了前述那一段蔡氏致信陈独秀，特意加以纠正了的关于“宇宙观”的一段演说词；并明确拈提出了当时科学界前沿最新研究成果之下的“宇宙观”，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文中称：
“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此原理以二假定为前提，其一则为‘相对性之假定’，其二则为‘光速不变之假定’。艾氏据此以时间相对性之定义，而牛顿力学所悬设之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几至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