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报#1917-1947：跨越30年，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二 )

虽然在与蔡元培论争的这篇文章中，许崇清只是拈提了一些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来加以哲学层面上的阐发与表述，还并没有从科学理论角度加以专业解析，但这些只言片语，却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中文介绍。
1919年
北大理科学长曾是爱因斯坦家中常客
话说时年50岁，长许崇清20岁的，刚刚履新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这一场年龄、地位、阅历都颇为悬殊的，隔海通讯式的论争中，并没有为之大感恼火与郁闷，反倒因为得悉爱因斯坦学说而深感快慰，并为这一新奇学说的独特魅力所吸引。随后，即有意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开始多方联络筹划，为之紧锣密鼓地安排布置。
当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倾力发动并全力推进“新文化运动”之际，早在蔡元培掌校之前五年，即已出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瑮（1884—1944，字浮筠），也随之同步走向了时代前沿——为引介与传布科学新知，尤其是在普及爱因斯坦学说及邀访通联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个人贡献。
就在“五四运动”这一年，即1919年夏，夏氏出访德国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入柏林大学从事学术活动。也正是在此时，夏氏通过其师，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重要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结识了爱因斯坦并常到其家中研讨各种问题，与其家人也逐渐熟络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夏氏还促成了向以传布新知、再造新民为己任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与爱因斯坦的一次面晤。
据夏氏后来忆述，就在其成为爱因斯坦家中常客“几个月后，梁任公先生到柏林”，夏氏即“请他同爱因斯坦夫妇晚餐”，“席间梁先生问相对论的真义，爱因斯坦详为解释”。当时，夏氏“担任双方翻译”，因“谈话久，而进食的时间少”，“还引起爱氏夫人的不满”。不过，爱因斯坦对梁氏印象不错，曾称“梁先生真聪明，略有解说即能明白”。
1921年归国之后，出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夏氏，又开始频繁在北大校内外撰发文章，力图以较为通俗简明的讲解方式，向国内知识界普及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爱因斯坦于1916年所撰名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夏氏迅即着手译成《相对论浅释》书稿，于1922年4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对于那个年代对这一新奇学说想要有所了解的中国读者，不啻于一部案头必备的入门“宝典”。
当然，并不是所有热心于引荐、介绍爱因斯坦学说的中国学者，都具备如夏氏那样的专业背景与知识修养，更不必说“亲炙”面晤爱因斯坦的机缘，亦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所有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妨碍同时代大量非专业领域内的中国学者，甚至是非理科专业背景的中国学者，去接触与亲近爱因斯坦及其学说。
1920—1922年
“后浪”才俊齐上阵，“跨界”推介爱因斯坦
譬如，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教育家的王光祈(1892—1936，笔名若愚)，1920年赴德国留学时，就以兼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驻德特约采访人员的身份，向国内读者多次引介爱因斯坦及其学说。
早在1920年11月5日，《时事新报》就刊发了由王光祈所撰，题为《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的“驻德特约通信员”专稿。当时，爱因斯坦的中文译名尚未统一，仅据音译还称之为“安斯坦”，稍后又有“恩斯坦”“爱恩斯坦”之谓。王光祈在此文中激赞称，“安斯坦是近代的哥白尼，是现在的奈端（牛顿），是科学中一个大革命家。”1921年3月2日，《时事新报》又刊发了由王氏所撰“德国特约通信”专稿，文中首次披露了“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将游中美两国”的独家消息，并捎带透露了其友人魏时珍正着手翻译“通俗相对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