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报#1917-1947：跨越30年，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三 )

1922年2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第3卷第7期，以魏氏所译《相对论》与王氏所撰《我所知道的安斯坦》为主体内容，将这一期杂志特别命名为“相对论号”，向国内读者隆重推出。
然而，可不要以为这一期《少年中国》杂志，即是中国第一本“相对论号”杂志了。因为早在约十个月之前，于1921年4月15日，由梁启超主编的《改造》第3卷第8号，就已然被命名为“相对论号”，这才是国内首创之举。
这一期“相对论号”的封面头条文章，是诗人徐志摩所撰长达15个页面的“雄文”，实在是令略微了解徐氏生涯的当世或后世读者，都惊讶莫名的罢——“相对论”的风靡一时，可见一斑。
略微翻检一遍，可知徐志摩解说的“相对论”，乃是逾越了文理科界限的，带着浓厚人生观与价值观意味的泛哲学理论。这一个性化解说，有着全然“跨界”不顾，深入浅出且又谐趣横生的通俗启蒙之效。开篇这样写道：
“字是一个个都认得的，比喻也觉得很浅显的，不过看过之后，似乎同没有看差不多。我可也并不着急，因为一则我自己科学的根柢本来极浅，二则安斯坦之说素，原不是容易了解之东西……我也不再请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几本书几篇杂志文字。结果可不能说完全失败，虽然因为缺乏高深数学的缘故，不能了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过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么一回事。”
接下来的十余个页面，主要就是去讲述他通过自己感悟理解的，终于知道了的“那是甚么一回事”了。徐氏虽不知其“所以然”，却终于“知其然”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
“‘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想的意味，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澈底澈面抛开人间世的理论。我们人类一部智识史是发源于以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这‘相对说’可算最后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后胜利，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
徐氏文中还有提及，约于1920年秋，著名学者任鸿隽、饶毓泰，以及正在访华的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均已在南京的学术讲演中，主题论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的相对说”，可知当时不仅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学术群体，南京及沪上的各路学界精英，也都对爱因斯坦学说投以热切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之后，各界痛悼诗人遇难之际，林徽因所撰《悼志摩》一文里，又再次言及徐氏对“相对论”学说的热衷与自得，文中这样写道：
“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
1922年
爱因斯坦“快闪”上海，“失约”北大
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内“相对论”流行热潮同步，1921年初，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遍访西方学界名流，在法国巴黎访晤伯希和、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学者之后，又于3月16日，与夏元瑮等在德国柏林面晤爱因斯坦。当蔡氏表达了邀请其访华讲学时，“答甚愿，但须稍迟”；甚至还谈到了在华讲学应用何种语言的问题，蔡氏“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夏君（元瑮）即能译者之一”。
此次面晤爱因斯坦的情形，被简要记录在了蔡元培本人的日记中。
答以“甚愿，但须稍迟”访华的爱因斯坦，果然于一年多之后，于1922年11月13日，抵达中国上海。然而，此行并非专程访华，而是赴日本讲学，次日即启程离去，经停上海只此一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