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报#1917-1947：跨越30年，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四 )

虽则如此，上海各大媒体的报道，还是连篇累牍而来，各路消息，还是接踵而至了。报端各种行程预报及行踪简报，确切的与不那么确切的信息都有，可靠的与不那么可靠的消息都有。不过，爱因斯坦离沪次日（11月14日），由《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同时刊发的相关报道，虽一简一详，但二者内容基本可以相互映证，应当可以采信。
内容较为详尽的《民国日报》报道全文700余字，乃是目前已知的，关于爱因斯坦初次抵沪报道中篇幅最大者。这一天的行程，其安排之周密，布置之紧凑，人员之繁杂，环节之多样，报道中都已经基本予以呈现。尤为难得的是，当天的晚宴之后，在作为中方东道主的著名书画家、实业家王一亭的私人宅第“梓园”之中，还留下了一帧全体出席者的珍贵合影。这一合影照片，至今仍珍藏在一所国际研究机构——李奥贝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之中。
就在上海报道同日，只有四个版面的《北京大学日刊》，当天也用了一个半版面的可观篇幅，刊发蔡元培所撰《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一文，正式公布了校方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往来函电内容，并宣称“今安斯坦氏已由香港赴日本，不久可来北京，故特布其颠末”。
然而，因种种原因，那一场蔡元培等诸多前贤后进筹划已久，令北大内外满怀期待的学术盛会，终究未能如约举办。1922年12月31日，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虽再度乘船经停上海，却只是在沪上度过了1923年元旦之后，于次日即刻登船返回欧洲，从此再未步入中国。
1937年
爱因斯坦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求释放邹韬奋等人
遗憾归于遗憾，因缘归于因缘。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却还并未因为1922年的这一场“失约”戛然而止。即便只是在上海经停的短暂时光里，爱因斯坦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也可谓入木三分。其婿所撰《爱因斯坦传》，据其当时的旅行日记，对其短暂经停上海的中国印象予以了这样的表述：
“上海的访问，使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看法。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在欧洲人眼里，他们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离开上海不到五年之后，时至1927年2月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爱因斯坦迅即致信会议主办方，明确表示支持大会主旨，坚决反对欧美列强掌握世界大权的国际格局，号召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团结，反抗不合理的国际霸权。
之后不久，又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公然践踏国际约法，攫夺我国东北三省主权。日军还接连制造“一二八”事变，将战火转移至远东大都会——上海，更令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各国人士，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曾经在上海有过短暂经停，更在此转赴日本有过专程讲学之旅的爱因斯坦，对此深感震惊忧愤，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拍案而起，奋起呼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
【时事新报#1917-1947：跨越30年，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又接连制造“八一三”事变，战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与曾访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坏，为维持和平道德，特倡议各国人民，组织对日货之自动抵制，不售战争材料，凡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项，当停止合作……今当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给予中国，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有之军队，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