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送外卖的几个小时，我重新拥有了生活( 三 ) 人社局|求职

同样在北京，互联网公司产品经理魏亭圆也有个不太挣钱的副业——协助朋友一起运营一家在西二旗的民宿。民宿刚起步，麻烦事儿一堆，两个月做下来还未能收支平衡。
就像刘一颗焦虑但依然热爱广告业一样，魏亭圆对产品经理的价值认同感也很高，哪怕今年上半年遭遇裁员，也没有影响她选择继续留在互联网行业。不过，工作久了，魏亭圆愈发觉得，她对一份工作的成就感，并不来自于职场中传统的升职加薪。
去年，上一家公司的老板想要提拔魏亭圆。魏亭圆以为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会很激动，但实际上她内心没有任何感觉。回想起来，工作中能让她感到快乐的，往往是解决很多难题、真正推动一个项目往前走，或是帮一个优秀的实习生争取到留用资格的时候。但这种“快乐” ，常常不是个人努力能决定的，反倒成了职场中的稀缺品。

今年8月，魏亭圆接受朋友邀请，一起运营民宿。此前她并没有相关的经验，只觉得做民宿是一件很美好的事，然而实际运作起来要比想象中麻烦得多。两个月下来，她处理了许许多多奇怪的问题，比如锅坏了、床品来不及清洗、客人找不到民宿的位置或忘带钥匙，半夜和清早回消息接电话是常有的事。这份工作比起她的本职更加琐碎，但也在无形中转移了她在主业上的注意力。
“我觉得很多人焦虑是因为实在太聚焦在工作上了，如果没有一个精神避难所，主业又是消耗型的工作，那人的状态一定很差，处在恶性循环中。 ”魏亭圆说。
民宿成了她精神世界的另一个支点，可以把她从主职工作中拉出来，给自己换一种状态。最让魏亭圆有成就感的，是通过民宿将陌生人连接起来，在与他们沟通的过程中，自己也能感受世界的多样性。
“拜访不了全世界，那就请世界来拜访我吧。 ”魏亭圆把民宿当成自己与全世界连接的渠道。这是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缺失又渴望的。在热议的“小镇做题家”话题中，大多数学生从学校到职场，本质上只是从一种做题环境来到了另一种做题环境中，从写字桌换到了办公桌，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开阔，没有办法接触真正的社会与人，也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
史秀雄认为，新冠疫情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受限，比如无法自由出行、人际互动相对减少、局限在某个小空间里等等，再叠加收入下滑等因素，这些都会给职场人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向外寻找缓冲的意愿也就更强烈。
而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职业倦怠状况调查》，疫情后职场人的“职业倦怠感”更强。从现在热议的“反内卷”等观点来看，已经有不少职场人像魏亭圆一样，开始重建工作与生活的优先级顺序。
“今天很多人把工作当作生活的重心，被工作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所以有时候人们会不自主地期待工作能够承载生活所有的维度，包括对意义感的追求。但是工作并不一定能够且适合承载所有。 ”史秀雄说。
无用副业，找到自己的同好圈
和刘一颗、魏亭圆不太一样，夏木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职场人——1989年出生，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回到石家庄，接手了家里的内衣批发生意，变成了什么都要管的老板，往上游对接工厂，往下游联络批发商，操心钱是怎么赚来的、要怎么花出去。
夏木承担着和“打工人”不一样的压力，但烦恼是相似的——他时常找不到工作的乐趣。夏木大学学的是美术动画设计，喜欢艺术，这让他在工作中很难找到能深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