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送外卖的几个小时,我重新拥有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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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 , 25岁的刘一颗接到了人生第一笔骑手订单 。 新手上路 , 诸多不顺 , 好在那天无论是派送系统的工作人员 , 还是遇到的路人都对她很友好 。 当骑手第一天 , 刘一颗总共送了6单 , 赚了103.3元 。
“累 , 但是开心 。 ”第一天结束 , 刘一颗发出这样的感慨 。 她没有想到 , 这样一份本来很机械化的工作 , 某种程度上反倒消解了她主职工作的压力和焦虑 。 骑手并不是刘一颗的唯一身份 , 她还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案策划 , 这曾是她梦想的工作 , 如今却成了压力的来源 。 反倒是在送外卖的几个小时里 , 刘一颗觉得自己重新拥有了生活 。


“外卖这个工作会让我觉得很兴奋 , 你总能看到一些平时坐在办公室里看不到的东西 ,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救的方式 。 ”刘一颗说 。 过去她上班、下班 , 不是面对电脑 , 就是面对手机 , 而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 她观察到了生活原本的样子 。
送外卖这项副业成了刘一颗的情绪出口 , 为她提供了某种情绪价值 。 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
过去 , 副业的价值大多是补充收入 , 或是作为一种职业技能的延展 , 以此增加个体的竞争力 , 来抵御职场的不确定性 。 而现在 ,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做着一份“无用”的副业 , 它们或许并不能带来可观的收入 , 却能把人从高压的职场环境里解救出来 , 拓宽生活的边界 。
用体力劳动对冲脑力劳动的虚无
根据脉脉与开课吧联合发布的《中国职场压力报告2021》 , 25岁到30岁的职场人连续两年成为压力最高的群体 , 甚至比35岁更显危机 。 这份报告发布的当年 , 职场人自我评估的压力平均值再次突破最高值 。 职业瓶颈、看不到光明的未来 , 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


刘一颗就是这部分高承压人群之一 。 1997年出生、广告专业毕业 , 从小到大总有一些奇思妙想 , 这让她在实习时毫不犹豫地将广告文案当作择业方向 。 一份兴趣使然的工作原本是职场人最好的归宿 , 但后来 , 故事的走向跟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当代职场故事一样:兴趣被重复的工作消磨 , 毕业时的那些灵气也随着繁重的任务、复杂的人情丧失大半 。
刘一颗把自己的工作流程简化为:看东西、接工单、想东西、做出来 , 接受各种质疑 , 打起精神来给新的方案 , 或者干脆接受失败 。 她时常感到挫败 , 搭上许多个日夜想出来的创意并不能让客户满意 , 改来改去的方案有时候又很难说服自己 。 “成就感”在她的工作中是稀缺的 。
最痛苦的是 , 作为文案 , 需要大量生活素材的输入 , 日常中应该打开自己每一个器官 , 感受生活的方方面面 , 才能把对生活的观察 , 凝练为洞察和广告创意 。 事实上 , 从早晨九点半坐上工位开始 , 刘一颗每天面对最久的 , 就是眼前的电脑 。 下班之后的生活大多是疲惫不堪的 , 生活的干涸、工作的瓶颈交替而来 。
对于当时到底是哪件事促使她最终决定去兼职送外卖 , 刘一颗已经有点想不起来了 。 她只记得那阵子 , 情绪的压力到达了顶点——4月正是全国疫情多发的时候 , 和上级的小矛盾、被封在家里的痛苦、楼上邻居击鼓求救的荒唐、负面消息接二连三 , 她突然就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