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香港当作家，怎么靠一支笔活下来( 二 ) 香港|中国|虚构|儿子|西方|小说

?Q：读完《命子》，再去想小说里提及的董新果先生写的《写文章不一定要长》的标题，觉得好诙谐。您执意真实地还原在作品里，不觉得这是儿子对您的“再次伤害”么？
A：我很高兴儿子有质疑我、跟我唱反调的地方，而且不是毫无道理的。虽然年纪小的他不是有意识这样做。他令我有所反省。当然我也不会因此而否定自己，改变自己的取向。因为出于天真的直觉，这种反对是很珍贵的，我很乐于把它记录下来。
“中国的传统小说对我影响比较小”
?Q：曾说自己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基础上“没办法突破新的看法和观点” ，然后才转向西方小说。这里所说的没法突破，是困囿的叙事的技巧上，还是价值诉求上？
A：古典文学当然有很多值得欣赏和学习的地方，但毕竟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表现方式。形式同时是价值，两者是分不开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应于自身的形式。不过，新形式也可以从旧形式转化出来，所以寻找跟古典文学的连结也是很重要的。我说过的所谓“转向西方” ，并不是说西方比东方更有价值，而只是特指大学时期，因为一些教授陈旧的教法，而令我无法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应对当下时代的启发。相反，初次接触陌生的西方文学，却对我带来了刺激。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意思。后来当然发现，西方文学也有时代更替的问题。只是对当时见识狭小的我来说，西方文学（不论古今）是全新的事物。
?Q：传统的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A：要看所谓“传统”涵盖多少。十九世纪兴起的写实主义小说算“传统”吗？里面有许多已经成为经典。如果要和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比，西方当时的主要叙事形式是罗曼史。以薄卡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为代表，中古至前现代时期的西方小说的游戏性很强，反权威意味很浓，极尽谐谑、嘲讽、疯狂和颠倒。中国章回小说的趣味性很强，讲故事很吸引，题材亦多样化，像《西游记》那样想像力也很丰富，但最后道德意识还是不太放得开，在反叛之后总是回归道统。另一个分别就是像拉伯雷和塞万提斯这样的个人独创性作者，在中国还未成熟，小说家很多都只是说书人和整理者。到了曹雪芹的出现，中国才有个人独创性小说家。在日本，一千年前已经出现了紫式部，而且是位女性，写出了《源氏物语》这样的原创长篇，比欧洲还要早，真是千古一绝。
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现代小说出现之后，整个局面就不同了。我们现在称之为novel（小说）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西方现代小说。二十世纪中国、日本，以至世界各地的小说，全部都是源自西方的novel 。虽然语言不同，题材各异，但形式上，几乎已经一体化了。
?Q：在您的学习和创作过程里，有没有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中国传统小说？
A：老实说，中国传统小说对我的影响比较小。虽然年轻时已经读过主要的古典小说，对《红楼梦》也完全拜服，但自从开始写作，心里并没有传承中国古典小说的意识。我早期写“V城系列”的时候，用了宋朝笔记的概念和写法，写《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时候，引用了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后来写《神》的时候用上了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还有受到庄子影响的许多地方。但是，这些都不是小说，甚至不是文学范围内的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