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香港当作家，怎么靠一支笔活下来( 三 ) 香港|中国|虚构|儿子|西方|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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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西方小说有哪些？
A：在大学念硕士时，我选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为研究题目。也许这种下了我后来写长篇的种子。之后遇上了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前者的创造力和智思，后者的奇诡想像和玄幻色彩，都持续影响着我的写作方向。有一段时间我集中读歌德，也读了但丁的《神曲》，都是比较古典的作品。薄卡丘、拉伯雷和塞万提斯则属于另一路数，是有关于笑与文学的解放性的。现代作家我还特别喜欢葡萄牙的佩索亚和萨拉马戈。另外日本文学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最主要是夏目漱石和大江健三郎。
“短篇是创造一个画面，长篇是创造一个世界”
?Q：您会有创作中思路中断的经验吗？
A：你是说创作瓶颈的意思吧。一般来说是很少的。长篇小说启动之后，只要过了开头两三万字，顺利进入轨道，动力就会源源不绝，一直开动到结尾。唯一的一次创作中断，是写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三部续篇的时候（也即是《学习年代》的续篇）。在三、四年间多次启动，每次写到七、八万字就写不下去，结果唯有放弃。那个多部曲最终没有完成，半途而废了。
?Q：您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创作风格的？
A：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是不自觉的。在开头的时候，我自认为是一个可以随时改变风格的作者。我可以随时写出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到了最近，我还在尝试改变自己的风格，写过私小说式的东西，又写过科幻类型。不过，无论怎样变，也许当中还是有只属于我自己的语言特征、想像模式和世界观吧。所谓风格，是一个复合的东西。有个人的性情和经验，也有受之于外来的影响，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上的。要我标举出最明显的一个因素，也许就是历年的阅读经验吧。当中不只包含文学，还有哲学方面。
?Q：初次阅读之前，以为会是粤语的表达方式，但阅读时才发现您用的是非常书面的汉语表达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粤语，只是比例相当少）。这样写是为了照顾更大面积的读者，还是说有自己更自觉的诉求存在？
A：粤语运用的份量和方式，是因应作品而异的。在文学作品中运用粤语，绝对是正当的，有意义的，但我不会主张为粤语而粤语，会视乎情况而定。在《命子》这本书中，粤语并没有强烈的必要性，所以只是略用。但在另一些作品中，也有大量应用的时候。我认为文学语言应该是灵活的、开放的、多种多样的。任何把语言定于一尊，要求纯净正统的看法，都会扼杀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在香港，我们的语言受到书面中文、口头粤语和英语三方面的滋养。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资源，没有理由排斥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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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启章的小说，是对香港的书写
?Q：开始创作时，您的小说体量并不大。为什么后来发展到动辄以十几万字起跳的情况？
A：开始写作的头几年，我试图用比较灵活的短小形式去创新，也是适应日常生活的一种方法。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不能维生，只能在各种兼职工作之间的空隙里写。过了千禧年之后，生活渐趋稳定，有了较多的余裕写长一点的书。另外，在实验过许多短小形式的写法之后，发现延展度和深入度也受到篇幅的限制，无法充分处理外在的时代性和内在的精神性。此时便感到必须写长篇。也许是我的个性、思维和想像方式适合长篇，一开始写便没法停下来，往后基本上都是写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