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_文化|杨虹：《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 二 ) |小说_文化|改革开放

伦理批评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不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强调以政治、道德和宗教标准去考量艺术问题并呼喊“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三重标准”论，还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模仿高尚的人的行动能够净化观众的情感”的“净化”说，它们都被视作西方伦理批评的雏形。但是长久以来，伦理学与文学间的融合在西方并未真正得以实现，直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道德评价在文学中日渐占据重要地位，伦理批评才开始拥有一席之地。不过，因其研究重点和方法未能被纳入主流，文学伦理学的研究热潮自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又走向衰落。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的“伦理转向” ，伦理批评再度在西方复兴，且开拓出新的发展空间，即注重“伦理批评”的实践——从对传统道德的研究到对作品进行伦理分析的转向。在中国，对文学进行伦理批评的历史源远流长，譬如孔子关于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评论就是在伦理视域下对《诗经》作出的批评，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文学与伦理建构的密切关联。细究起来，无论是《毛诗序》中的“诗以美刺” ，还是后人总结的“文以载道” ，都说明，自先秦时期起，对作品进行伦理评判早已成为中国文学的批评之法，只是这种批评的文学理论色彩不够鲜明。
从文学本身来看，用狭隘、单一的道德观念评判作品固不可取，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在本质上与伦理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文学的产生首先源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期冀。为此，提出“叙事伦理学”概念的学者刘小枫曾直言：“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 ”他甚至认为， “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没有的。 ”文学必须回归其伦理本质，由此出发，当代学者聂珍钊在批评领域率先创设文学伦理学批评，这种从伦理视角来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已将伦理批评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批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正如聂珍钊教授所指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 ”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要从伦理的角度去分析文学描述的生活现象，阐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揭示作品展现的伦理选择，并对其作出价值判断，进而把握作品的“生命感觉”（刘小枫语）。
正是基于上述目的，从把握作品的“生命感觉”这一要义出发，本著作立足文学伦理学批评，汇聚社会学、女性学、叙事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关涉商业叙事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此类文本中纷繁复杂的伦理“冲突”为切入点，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学叙事变革的关系，对小说的商业叙事进行伦理解读和伦理追问，探寻小说是如何通过演绎隐含在文本中的伦理纠葛来彰显社会转型的“商业”特性，以及采用了怎样的叙事策略和话语方式揭示自身的美学意蕴和文化价值。
在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中，涉及商业叙事的作品数量之多、品类之繁不胜枚举，但概括起来其表现形式无外乎两种，一是小说的类型化，即专事商业题材演绎和商人形象书写；二是基于人性探索、着力于呈现人的精神冲突而在纯文学小说中开展的商业叙事。凡此，皆是本书予以观照和考察的文本素材，论述中一般以小说的商业叙事名之。但为表述之便，对于第一种类型化特征明显的小说，本书亦称之为“商业叙事小说” ，这一命名的蕴含倾力于商业经济活动在叙事中的介入、连结与导向作用，着力于经济理性、商业精神及其文化底蕴即“经济与文化理性”的彰显，且为表述更精准、简洁，对其中采撷野史传说点染成篇、彰显经商大族历史传奇的小说，用“商史小说”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