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_文化|杨虹：《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 三 ) |小说_文化|改革开放

围绕社会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景观，以伦理批评为研究视域，全书从六个方面开展论述。
一、审视商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渗与或缺。市场经济的推进不仅催生了现代商业精神，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与享乐主义思潮亦迎来全面扩张。工具理性与市场经济的夹击、享乐主义与消费社会的绞杀，引导着人文精神在“失落中生成”、在“生成中失落” 。为此，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正视经济增长、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商业精神的宣扬中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及其独特的伦理感觉，展示了作品的人文关怀；但同时也满足于碎片化的生存经验描述，屈从消费文化逻辑，让欲望叙事的狂欢化替代了对人物心灵的抚慰，人文精神由此严重缺失。这一部分主要通过考察人文精神在商业叙事小说中的“失落”与“生成” ，凸显转型期社会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二、阐释财富伦理和公民伦理的间离与互织。转型期中国小说的商业叙事往往注重阐释义利关系，畅谈创富神话，讴歌商人的冒险精神，并通过商人的商场逐利行为诗意地阐释现代商业社会的财富伦理。然而小说的现代性诉求又不可避免地演绎财富伦理和公民伦理之间的间离与互织，从而造就了商业故事中发家致富与回报社会、追名逐利与散财行善、江湖意气至上与法律意识优先等多元文化心理和伦理行为对立交融的复杂景观，艺术化地呈现了人们在财富活动领域中的种种伦理困境并予以其自觉批判，它同时也表明，经济理性失范的救赎之路，也许在于道德伦理，但也许就在其自身。
三、解读家族伦理和启蒙伦理的碰撞与嬗变。转型期商贾家族历史故事大规模登场，一方面构筑中国民族工商业起源的创世神话，塑造秉承家族伦理的“士魂商才”型的儒商形象，给予当代商业社会以道德教喻；另一方面，在国族伦理宏大叙事中裹挟个体维护自身尊严体现自身价值的现代故事，演绎启蒙伦理的真谛，继续传承了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家族故事的讲述模式——伦理主体在家族伦理和启蒙伦理的碰撞冲突中的矛盾境遇。与此同时，在五四启蒙伦理的冲击下，中国家庭伦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孝道的断裂与父亲形象的式微。对此，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商业叙事中家庭伦理的频频“失语”与“缺席” ，不仅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家庭伦理面临的重重危机，同时亦警示，家庭所拥有的积极伦理作用及其正面价值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始终没有得到充分肯定，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四、揭示性别伦理和女性乌托邦的困境与危机。转型期的中国小说书写“商业出击和爱情奔袭”的女性经验，在独特的性别话语空间中积极言说性别意识、性别抗争等文化问题，彰显了现代女性主体精神建构的华彩，同时也构筑了一个个现代女性解放的乌托邦神话。说乌托邦，是因为透过小说文本不难看到消费文化与男权主义传统对女性商界生存的共同挤压，女性生存呈现出异化与物化两种倾向，她们中的大多数仍未能摆脱波伏娃所言的“他者”身份。而商史小说所塑造的众多英姿飒爽、驰骋商场的女性虽具有“母神”般的伟大力量，却并未获得合法的个体身份，她们拼杀商场的合法性实质上还是儒家性别伦理中“孤雌纯坤”的女性境遇的延伸。因而，商业叙事中现代女性解放的神话实际上暗含巨大的伦理危机，这种伦理吊诡现象的存在，无疑是源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女性主体精神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