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周末讲坛｜解读《春秋》三传( 三 ) |春秋|左传|晁岳佩|谷梁传|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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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以例解《春秋》
晁岳佩分析道，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引戴宏说，孔子作《春秋》传子夏，子夏传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五传至公羊寿，汉景帝年间，公羊寿与弟子胡子都“书于竹帛” ，为《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的著述旨趣集中体现在最后一节传文，在解释“《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所表露的信息。
其中，《公羊传》认为：第一，中国无麟，麟只现身于天下有王之世，而孔子时代却是无王的时代，所以他认为麟是为了自己而现身。麟被普通打柴人捕获，象征着孔子构建王道盛世的理想破灭。孔子很伤感，故决定作《春秋》以寄托自己的王道理想；第二，孔子将《春秋》设计为三个阶段，分别用不同的辞表达不同的政治理念，由此构成完备的王道理论；第三，上述王道理论最适用于拨乱反正，即包含着所有将乱世治理为盛世的理论与方法。孔子希望后世有圣人践行王道理论；第四，后世学者研究《春秋》，就是从中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
于是，以孔子作《春秋》为基点，以阐释圣人垂教之义为内容，以为当代王者提供政治理论为目标，构成《春秋》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尽管后世学者对《春秋》的阐释歧说纷纭，且对《公羊传》多有批评，但基本上都认同这个框架。因此说，《公羊传》开创了对《春秋》的经学研究，并且延续了两千年。
晁岳佩说，据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谷梁传》也传自子夏，口耳相传至汉代，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宣帝时“立于学官” 。《谷梁传》为了阐释《春秋》含有批评悼公之意，表述了其所理解的几个重要人生阶段：幼年时期，若受到意外伤害，是母亲未尽到看护责任；童年时期没有合适的老师，是父亲未尽到教育责任；有老师，却不能好好学习、树立志向，是自己的责任；成绩优异，且志向远大，却没有获得社会声誉，是朋友未尽到助其宣传的责任；有了声誉，有关部门没有向朝廷推荐，是官员的责任；被推荐之后，王者没有委任职务，是王者的责任。
《谷梁传》此节表述，透露着时代信息。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均为血缘贵族政体（晋国略有区别），公卿大夫基本上由君主的叔、伯、兄、弟或其后裔担任，不存在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孔子创办私学培养官员后备军，对各国体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战国时期的布衣客卿，数量不多，且限于军事谋略和改革方面的人才。秦代重耕战，选拔官员与读书无关。只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广设学校之后，朝廷始采用“察举”“征辟”的方式选拔官员，才出现了努力读书、朋友相互宣扬、地方官员推荐、朝廷委任官职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人生道路是国家选官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如此完整地表述于汉武帝之前，且这种选官方式必须在实施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谷梁传》此节表述，很可能形成于汉宣帝时期，也就是其最后的成书时间。
《公羊传》于汉景帝年间“书于竹帛” ，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得到广泛传播，且受到国家与民间的高度认同。《谷梁传》最终成书于汉宣帝年间，必然与《公羊传》形成参照。既不能过多批评已被广泛接受的《公羊传》，但又必须与其区别开来，否则难以获得官学地位。
通过比较，可见二传有如下异同：第一，二传所释《春秋》之义皆集中于政治理论；第二，解经方法基本相同；第三，虽然二传阐释大义多有相同，但在文字表述上却差别巨大；第四，《公羊传》虽然也偶用时月日例阐释经文，但未成体系；《谷梁传》则多利用《春秋》书时、书月、书日的异同解经，且形成了体系：最重要之事书日，其次书月，再次书时。时月日例是《谷梁传》的解经特色，也是受后世《春秋》学者批评最多的地方；第五，《公羊传》所释《春秋》大复仇、知权行权、讥世卿、母以子贵等大义，隐含有对君主专制的潜在危险性，颇受后人诟病；《谷梁传》中没有了这些惊世骇俗的大义阐释，而是强调《春秋》“尊尊”之义，以迎合现实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