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安|“颜底魏面，信手拈来”——关于赵之谦稿书《章安杂说》( 五 ) 瑞安|章安|王荫嘉|朱文|颜底

到了清代，尤其金石兴起、碑帖分流之后，这种篆籀之气，包涵了碑学与帖学的最大公约数而备受书家重视。碑派人物希望从顔真卿的篆籀之气中找到打通北朝书迹的任督二脉，而帖派人物则寄希望于习颜书来扩充气力、强壮体魄。阮元就认为“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 。加之，篆隶书的复兴，浑厚雄强书风占据主流，又有“颜柳欧赵”楷书四大家说法在百姓间的流行，颜书成为清代众多书家童蒙时期临习的不二之选，赵之谦也不例外。他在《章安杂说》中就说自己“二十岁前，学《家庙碑》五百字” ，可见赵之谦自丱角就开始习颜了，虽自称“无所得” ，又云：“遍求古帖，皆涉一过，亦不得。后见山谷大字真迹止十余，若有所悟。偶作大字，笔势顿异，觉从前俗骨渐磨渐去。 ”殊不知黄庭坚纯用颜法，尤以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华严经疏卷》为着。而黄庭坚的书法又受到南朝《瘗鹤铭》的影响，因此，《章安杂说》也关注《瘗鹤铭》，称是“仙迹” ， “大书至此，乃入超妙地位” 。这些观点在《章安杂说》的稿本墨迹书风中均有所体现，但也流露出了不囿旧法的决心和对六朝石刻的喜欢。
众所周知，浙江地处南方，罕见六朝碑版书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三十四岁之前赵之谦的足迹基本不出浙江范围。所以，写于瑞安守城期间的《章安杂说》，尚未能见到碑版的味道，初看上去，倒是非常接近《何绍基日记》。赵之谦对何绍基的态度，前后矛盾不一，值得玩味。同治初年，赵之谦写信给魏锡曾，提及“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 。两人在饭桌争论什么而致“无趣” ，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两人书学之争不在书风而在对北碑书法的认识上，某些观点是不合的，甚至是对立的。赵之谦赴江西任职后，对这矛盾仍耿耿于怀。在给李应庚（梦惺）的信中，还说起“弟于书法，不从书入，又不能作骑墻之见，故为子贞先生所大恶。今阁下素服膺道州之教，而不弃鄙人，亦是天壤间仅见人物也” 。 “不从书入”当是指不从寻常入手，这与何绍基主张笔笔中锋可能出入较大。另一层解读则是赵之谦强调“书外功” ，意即书法的神明变化当从书外求，反对何绍基那种临百通《张迁碑》的苦功夫。他曾为陈豪作一楷书八字联：“朗姿玉畅，远叶兰飞。 ”长款曰：“何道州书有天仙化人之妙，余书不过着衣吃饭，凡夫而已。蓝洲仁兄学道州书，得其神似，复索余书，将无厌家鸡乎？”赵之谦把自己的书法定位为何绍基的“对立面” ，自谦的同时似乎有点“自卑”的痕迹。这是否是晚清碑帖之争所带来的“分裂”现象，尚有待考察。
正是这种“貌合神离”的心态，也为赵之谦转向“魏面”铺垫了基础。同治元年年底，赵之谦渡海入京，先后认识了王懿荣、刘铨福、陶燮咸、沈树镛、刘喜海等，加之胡澍、魏锡曾也赶到北京，大家一起探讨金石，切磋学问，形成新的碑学潮流。赵之谦在考场失意之余，开始编撰《补寰宇访碑録》，收録碑刻一千八百余通，并把视野定格在六朝石刻上。他通过沈树镛向潘祖荫转借《金石萃编》中的六朝碑拓进行整理辑录，比孙星衍《寰宇访碑録》要丰富很多。尤其重要的是赵之谦在序言里提到“旧稿着録唐以后大备，今兹详者在隋前” ，再联系他有一方很著名的印章“汉后隋前有此人” ， “汉后隋前”即是“六朝” ，可见其用心之旨意矣。同治三年（一六六四），他编成了一部非常特别的书稿《六朝别字记》。胡澍在《序》中称赵氏“多见汉、魏以来碑刻，又深明古人文字通转之旨。因此取六朝别字，依类排比，疏通证明，使学者知由篆而隶而今体递变之故，更由今体而上溯隶变，以得声音文字之原” ，更可证赵之谦自入京后开始专注六朝石刻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