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别#景凯旋：杜甫给生活的日常性，赋予了永恒和普遍的意义( 二 ) 封面新闻|哭泣|诗人|罗马尼亚

诗歌中本能的消退意味着理性的逐渐成熟，盛唐开始出现更多具有个性的人物，其标志之一，就是思维中的公共自我向私人自我转变，促成了诗歌感觉的个人化和诗歌题材的多样化。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提升了平民阶层的地位，他们将理性的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使得儒家思想在经历了汉末以降的衰退后，再一次成为士人的正统观念，都市生活的繁华更是促进了士人个体意识的发展，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才能，并尽量去实现它。而杜甫正是这一理性精神的代表，幼时的他就已立下济世之志：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壮游》
这首诗是杜甫晚年在夔州所作，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孔子曾被春秋时的隐士楚狂接舆比作凤凰，而凤鸟不至也的确使孔子感叹天命不与。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往往都对自我充满信心，在某个人生阶段对自身生命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拥有不可一世的气慨，预见到自己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并朝那个方向奋斗不已。但像杜甫那样以孔子自喻，且生前遭际（充满艰难困苦）及后世地位（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圣人）也像孔子一样，就未免太具有天意般的神奇了。
然而杜甫是不相信天意的。他出生于巩县一个笃行儒家思想的书香门第，远祖是晋朝名将杜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他自幼天资聪慧，母亲早亡，父亲在外地做官，从小寄养在姑母家，整日在书斋读书写字，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并意识到实现才能有赖于个人品性。杜甫中年时在成都写的文章《说旱》中说：“至仁之人，常以正道应物，天道远，去人不远。”杜甫始终都没有超越性的观念，家道中落使他坠入平民阶层，这个阶层的情感特征就是世俗性。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超越性观念常常会导向群体意识，而世俗性观念开启的往往是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杜甫站在传统的终结之处，终其一生奉行的都是儒家的济世精神，同时又热爱世俗的日常生活。
四岁时，杜甫在堰城观看公孙大娘的舞蹈，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表演者雄健的舞姿和观者如堵的盛况：“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里面有一种豪气干云的侠意，与李白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王维的“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一道，共同体现了盛唐那种自由不羁的元气，而杜诗的气象更为阔大。
生逢开元盛世，杜甫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两次应试都未中第，先后客居长安十年，生活常常陷于困窘，不得不奔走权贵之门，四处投献干谒。《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就是写于这一期间：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今人常引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以证明杜甫的忠君思想，但这只是诗人投谒时自诩的一句高调。尧舜之治从来都是儒家的乌托邦理想，唐朝的皇帝做不到，唐朝的臣子更做不到。高调的背后是渴望立登要津，摆脱自己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贫贱生活。所幸杜甫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成功，否则中国历史上可能会多出一个正直的官僚，却少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可以说，没有一个同时代诗人比杜甫更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诗歌中的叙事者都是他本人，这与他诗歌的生活化特征有着密切关系。此前的诗人抒发现实感受都是借汉魏以来的乐府旧题，表达征人思妇的相似内容，这种情感既是个人性的，又是普遍性的。而杜甫则是第一个自创乐府新题的诗人，他写时事，写个人，写日常，扩大了诗的题材范围，在他笔下，几乎一切都可以入诗。如果不是这种自觉的主体意识，杜甫是否会赢得崇高的文学史地位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