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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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部分中文译作书封。
桑德尔曾提起，对于他这种反思市场价值的想法，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不感冒”的国家。这也无形中使得他思考的问题，跨越不同社会的语境，指向两个国家的发展进程。2012年，桑德尔在美国发表有关“市场的道德极限”的演讲。同年，他到访中国，在厦门大学作了同题的演讲。彼时，一名中国少年为了买一台iphone和ipad而卖肾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桑德尔就地取材，在演讲的最后通过一场辩论询问了学生们关于该问题的看法。令他颇为惊讶的是，许多学生认同该少年如果在没有压力或胁迫的情况下卖肾，就完全是他自己的权利。当有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富人能从穷人处购买寿命并不公平时，有人甚至反击说：有钱人赚了钱，说明他们应得，那就应该活得更久。
在2020年出版英译本、2021年引进中译本的《精英的傲慢》一书中，桑德尔直言当时的这些直率的观点“让他吓了一跳”。时隔将近10年，这本他最新面世的作品再次无意中连接起某个共存于不同社会中的问题。桑德尔在书中将其命名为一种“优绩至上主义”（Meritocracy）文化的兴起。概括地说，这是种伴随着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发展的文化，即认为个人的成功完全决定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乍一看，这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价值观非常正向，其拥护者也认为其有利于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促进公平。但实际上，它却在现实中完全背离其初衷，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和不平等，还使得公共生活弥漫着一种“羞辱文化”。
在桑德尔看来，“优绩制”文化在当下社会中的教育、工作等多个领域都产生着影响。以教育领域为例，由于忽视了性别、种族、出生地域、家庭乃至运气等与个人努力无关因素的影响，优绩制文化所许诺的公平几乎是镜花水月。精英大学录取的来自于精英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依然居高不下。而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因为它将成就完全归结于个人努力，无法获得精英大学的文凭成为了个人“实力不济”的象征，失败者会承担来自他人的羞辱。对于优绩制文化下相对成功的人来说，这份恐于落后的压力同样让他们不堪重负，造成了这一代年轻人“心灵的脆弱”。虽然桑德尔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基于他对美国大学的观察，但即使把目光拉回到中国，我们完全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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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傲慢》，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9月版。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对优绩制的反思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1958年，迈克尔·杨就曾专门写过一本反思优绩制的作品。2019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在《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一书中，同样集中讨论了其弊端，并认为优绩制的深层问题恰恰在于“它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它自己所造成的”。除此之外，韩炳哲等哲学家也都用不同的形式讨论过这一问题。《精英的傲慢》全面梳理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并且更加注重追溯优绩制的思想史渊源，比如新教改革中提倡的工作伦理等。
基于对优绩制的批判，桑德尔希望人们能够重新思考市场、竞争、成功等话题，逐渐修正对“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一观念的极端拥护，更多地看到制约人们成功的许多结构性因素，并找回对社群、共同体的责任感、谦卑和感恩。他也呼吁一种新的“贡献正义”，即不再过于重视用市场回报界定一个人是否成功，而是让对优绩的判定更多地基于一个人所作贡献的道德重要性。例如收入微薄的教师、护工，是否在成就上就低于年入百万的娱体明星？在这一点上，突如其来的疫情也给了人们一个重估工作价值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