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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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的哈佛公开课《公正》视频截图。
新京报：从你书中的一个有趣的观点里，我能看到高等教育对公共文化的影响——即你提到的一种“智力崇拜”。在这个年代似乎一个人、一件东西要想获得关注，一定要显得拥有一种“智能”上的优越。比如，当下最火的一个词“人工智能”。可以展开讲讲这种现象，和你批判的优绩主义之间的联系吗？
桑德尔：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当下性的现象，它也反映了我们对精英大学的崇拜，以及高等教育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对于定义成功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切“智能”的崇拜，其实和文凭至上主义一脉相承。在我们强调智能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不会强调获得它的运气或是其他的东西比如美德，这点上，它和优绩主义一样，也隐含着造成社会分裂的危险。
优绩主义的问题同样也是智能崇拜的问题。我们今天谈论人工智能，常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缺乏“人类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就不止是和智商有关，而是包含价值观等规范性的内容，涉及到我们对前面反复提到的美德的关注。所以，在看待人工智能的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回到最一开始提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强调美德、判断力，而不是认为只要这个技术变得足够“智能”，就能解决人类社会的挑战。
新京报：这听起来也非常像你一直对“价值中立”的话语做出的批评？比如你认为奥巴马政府就惯于把伦理问题“专家化”，认为一切都是“技术问题”。其实这似乎也不只是存在于美国的趋势。
桑德尔：的确，这背后就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话语。我们无条件相信技术能给我们答案、相信市场给我们一个答案，都是有共通之处的。我们应该在公共生活中尽可能拒绝这种话语。“价值中立”永远仅仅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声称”，它导致的结果同样是排斥公共生活中对市场利益之外的美德、共同利益的关注。所谓的“共同善”往往不能通过纯技术的方案实现，而需要对具体的人的理解和承诺。新自由主义会认为市场机制本身能够在价值中立的情况下实现公共利益。这是值得反思的。
新京报：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思潮——虽然概括为“思潮”未必准确，即一种“反智主义”。在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当选的这些年，对专家的敌意时常出现。你会如何看待这种有些悖论性的现象？一方面，我们对智能有所崇拜，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在抗拒它们。
桑德尔：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尝试着回答。首先我认为这个悖论是切实存在的。我们近些年看到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就像前面讲的是一种对技术官僚治理的逆反情绪。这种治理方式创造了一种只让顶层的少数人获益的经济生产模式，同时这种经济也合理化这些顶层少数人的利益。这些被掩盖在所谓“价值中立”的话语之下。劳工阶层因为较低的学历等种种原因遭到排斥，并且被认为其失利应被归咎于自己。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带来的是一种政治中的羞辱文化——如我在书里写的，它的影响不局限于经济，特朗普的上台恰恰利用了这种情绪。价值中立话语本身的虚伪性激发了这种仇恨，这种仇恨的矛头自然也指向了优绩主义。所以可以说，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但对一种号称价值中立的智力的崇拜，恰恰催生了反智主义，悖论本身隐含着制造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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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何博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