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 四 )

可以发现，这种对个人努力的看法是从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出发的。但这和认为人拥有完全自足的能动性，从而认为个人所得完全依赖于个人努力的观念不同。我们需要回避后者这种极端的观点。这其中其实也暗含着我在《公正》、《反对完美》等书中讨论过的一条脉络：对“人们拥有彻底自给自足的自我”这一观念的批判。我认为一种“神圣的、独立的、不受妨碍”的自我并不存在，我们应该将人类的能动性、人格的概念置于共同体中思考。在这个层面谈论人类能动性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所批判的优绩制倡导的是个体能动性的一种极端版本。
新京报：在本书和你之前的很多作品里，你都呼吁我们在市场价值之外，重新理解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即一种“贡献正义”。但这种哲学思辨，在遭遇现实时似乎常常会很乏力。比如在《精英的傲慢》中，你讲到如何扭转精英大学中的优绩文化，给出的策略是“抽签”。这可能就并不是一个在现实社会里可行的方案。政治哲学和现实的议题距离很近，但同时它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考，这使得它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就尤其明显。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桑德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不是提供具体的策略，政治哲学更多时候是促使公众“重新思考基本的预设”。你会看到我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抽签。它们更多是用于构造一个情境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预设进行批判型的反思。
【迈克尔·桑德尔&专访迈克尔·桑德尔：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就是公正的吗？】如果我们过于奉行强调个人努力的优绩主义文化，这不仅会伤害“没那么成功”的人。对于成功者，他们一刻也不能松懈，正是因为他们笃信个体能决定很多事情，所以他们不敢失败，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这些都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举措最终希望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

文章插图
《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丹尼尔·马科维茨著。
02
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会带来一种羞辱文化
新京报：你在书中指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那种由新教改革带来的强大职业伦理孕育了现代优绩制的传统。任人唯贤有其历史渊源。不过，对于马丁·路德来说，是否被上帝“选中”，是一件和个人努力无关的事情，这与当下的优绩制文化崇尚的东西截然不同。从宗教到现代优绩制文化的这种转变和过渡是如何发生的呢？
桑德尔：围绕现代的优绩主义的很多辩论都和宗教中的辩论类似。在讨论宗教中的救赎时，人们争论是否得救是基于人们努力后的应得，还是基于与应得无关的上帝恩典。同样，在与优绩主义有关的讨论中，我们也在争论人们的成功是否是他们努力后的应得，抑或是来自于运气。在历史的尺度上，这是一组平行的讨论。
东方文化也会强调优绩主义，只是所谓优绩的概念并不是指一种物质上的成功，而可能更多和获得官职、执政有关。不过如你所说，我从这本书出发着重讨论的优绩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新术语。1958年，迈克尔·杨在他的书里的用法比较典型。他并不像前人那样将这种强调精英统治的文化视为一种理想的情况，而是认为这更可能导致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未来社会。获得经济和地位上成功的精英们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应得，并开始变得狂妄自大。同时，不如他们成功的人则变得极其士气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