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者何以成为“失败者”？一位大学教授十多年的思想考古( 二 ) |孟泽|曾国藩|湘潭大学|左宗棠

郭嵩焘悲剧性的命运，他的个性和思想，在孟泽的新著中，是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倾斜关系中展开和呈现的。郭嵩焘看到了这种倾斜，并且试图最大限度、最快地消除这种倾斜。但他的言行遭到了系统性的捕杀。 “也许不是一个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改变局面的问题，照他的话说，这同时是一个‘有本有末’的问题。 ”孟泽说， “只是晚清当轴者的势利和昏迷，凸显了其中的困局和悲情，使得哪怕是策略的改变与改善，也极其艰难，让人痛心不已。 ”
在湖湘文化研究成为显学，关于曾国藩、左宗棠的书籍时时爬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当下，孟泽认准的是郭嵩焘身上洋溢的敢走“窄门”、不惜牺牲的烈士精神。
世所罕见的清明与健康的理性
1876年末，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出使英国。按照朝廷的要求，他很快以《使西纪程》为名，寄回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行程的日记，还小心谨慎地删改了其中觉得可能“不中听”的话。但是，《使西纪程》印行不久，就在国内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对，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说，郭嵩焘大概已经“中洋毒”；文史学家李慈铭说，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张佩纶请求撤回郭嵩焘。
在所有人视洋人为夷狄，为洪水猛兽时，郭嵩焘早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 。
郭嵩焘的说法，颠覆了千百年来天朝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郭嵩焘秉承世所罕见的清明与健康的理性，在孟泽看来，是郭嵩焘迥异于同时代那些贤达者的特有魅力。
郭嵩焘被骂作“汉奸” ，有人就想当然地说这是他主张“全盘西化”的下场， “那更是天大的误会。 ”孟泽说， “以郭嵩焘的出身和教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 ”
在列强横行的年代，家门口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孟泽引用郭嵩焘的话说， “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 ，而且， “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 “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 。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 ，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出使之日，郭嵩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士绅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张贴于大街之上。
【|独醒者何以成为“失败者”？一位大学教授十多年的思想考古】正视现实，而不是盲目托大；学习他者，并非就是看轻自己。弱小者的自卑与自傲，在纷乱的时代，最易搅动民粹情绪的涌起。
赤子般的认真、清澈与愤慨，在一个老大帝国斜阳晚照举世昏聩的时代，无疑成了一个清醒者的罪过。
真话，难免被权力敌视，被世俗误会。 “郭嵩焘的思想、言论、作为，不仅对他所置身的王朝有违碍，对他置身的文化也不免有违碍，他自然是深爱他所置身的王朝和文化的，所以，他常常怃然，常常流泪痛哭。 ”孟泽理解郭嵩焘进退失据的无奈和痛苦。
“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