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稻作起源到稻米之路( 二 ) 杨刚|工作者|中国画|中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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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半个太阳纹的彩陶片。
目前考古研究显示，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稻属驯化和进化过程，而稻作经济在各自新石器农业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略有不同。长江中游从距今6000年开始，就出现了小米。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区域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发展阶段，尽管是以稻作农业为主，但粟作农业始终在这一地区占有一定的比例。而长江下游的农业发展模式与之截然不同，从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开始，经过跨湖桥文化（8000-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7000-6000年前）、崧泽文化（6000-5300年前），最终发展到良渚文化（5300-4300年前），水稻都是这一地区唯一的农作物，稻作农业就是长江下游文明产生的核心基础，没有之一。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目光投射到整个欧亚大陆，长江下游的农业发展脉络就显得尤其特殊，且具有唯一性。长江中游的稻作文明有持续稳定的粟黍旱作农业作为重要的补充和支撑；黄河流域是在粟黍农业起源后，迅速接受稻作，进而加入大豆和外来的小麦，共同构成了“五谷丰登”的中原文明农业模式。而在另一个稻的亚种籼稻的起源地印度，水稻种植也是同西亚传播进入印度的麦作和各种豆类作物共同发展的；在西亚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小麦、大麦、各种豆类作物的起源是以一种“打包”的方式产生并发展的。因此，自上山文化发端，在长江下游持续发展形成的良渚文化，是旧大陆唯一利用单一水稻经济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复杂社会和早期文明，这一地区的农业社会形态对研究文明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那上山文化的稻作发展水平如何呢？目前上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一万年的稻作驯化水平还不是很清楚，但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上山文化中期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水稻的驯化已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甚至超出植物考古以往对作物驯化速率的一般估计。这一方面体现了上山文化定居聚落中稻作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对“作物驯化速率和演化模式”这个全球性的农业起源关键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根据对西亚农业起源中大麦小麦的研究，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作物驯化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缓慢的生物性状演化发展过程，通常需要两到三千年才能完成；并且这个缓慢的演进过程主要是由收割方式的变化而促成的。那稻作驯化是否演进速度更快，又是否由其他人类行为，比如耕种方式、区隔生长的环境条件等导致的呢？
上山文化遗址多，保存条件好，对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尽管目前上山文化早期还没有发现大量炭化水稻遗存，考古学家也有别的办法：北大植物考古实验室跟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合作，正在开展上山夹炭陶片的microCT（微观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应用研究，从陶器掺和的稻谷壳上去观察统计驯化的比例。希望很快能够拿出坚实的科学数据，结合上山文化发现的丰富的文物资料，来回答作物驯化方面提出的实际和理论性的问题。这不仅对稻作驯化起源，对全世界作物驯化模式都具有关键性意义。
三 “风雨同舟”的稻米之路
农业传播是人类历史上塑造世界文化地理格局的重要动力。尽管稻作有特定的气候和自然条件限制，不可能传遍全球，但从长江中下游起源发展的稻作农业，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深远和关键的。
第一，稻作农业向黄河流域的传播，塑造了“早期中国”，成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中奠定一体化基调的重要基础。长江中下游大约在距今6000年左右就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成熟的稻作农业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稻作农业经由三门峡和汉水上游两条路线进入了关中乃至陇东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以后，很多遗址都出现了较为稳定的稻作因素。与此同时，通过长江下游同海岱地区的广泛交流，黄河下游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也开始陆续接受稻作农业，进而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发展出稻旱比例有显著差别的多样性区域农业模式。到了二里头阶段，稻作遗存在二里头遗址所占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同时期中原聚落，水稻进一步成为体现社会等级差异的特殊农作物。在中国两大流域南北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中，稻作农业传播始终是重要的推力，也是先于高等级物质文化交流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