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性@黑话，只是神似高贵罢了：阿尔多诺论海德格尔( 四 )

然而，浮夸不打自招地揭露了虚假。在长期的分居之后，某个人写道，他得到了生存论上的安全；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才知道他说的是他足够谨慎地处理了他的财务。国际会议中心——不论这些会议有何用处——被称为“照面之家”；看得见的房子，“牢固地建基于大地上”，被那些集会变成了圣地。也就是说，房子高于会谈，因为它们处于生存着的、活生生的人之间，尽管这些人正忙于会谈，而且只要他们不自杀，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超越生存的可能性。
人和他的伙伴的关系应该比任何内容都更重要，为此目的，黑话满足于青年运动那拙劣的共同体情结，它审查着事物，不允许它们超出说话者鼻子的可触范围或者超出人的能力。黑话把参与导向了固定的机构，并增强了最底层的说话者的自尊：他们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他们的体内“有人”在说着话，哪怕那个“有人”是“乌有”。
偷偷地给非理性主义加热
回荡在黑话中的命令，亦即“思想不应太费力”（因为否则就要冒犯共同体）这一指令，也成为这些人高人一等的证明。这就压制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语言本身已经否定了整体的人，否定了正在讲话的单个主体。
语言的第一个代价正是个人的特殊存在。然而，通过整体的人在讲话而不是思想在讲话的表象，黑话这种“现成在手”的传播方式就假装出一副免遭残暴的大众传播之伤害的模样；恰恰是这一点才使它得到了人们的热情迎接。任何站在言语背后的人，摆出一副那些词语的样子的人，都不会被人怀疑他此刻居心叵测：他为别人说话，是为了向他们推销什么东西。一旦说某个命题为“真”，那么“命题”一词便终于获得了它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通过它的特权，它想要让那个“为别人”获得一种自在的可靠性。在所有传播存在之处，这些比传播更好。

文章插图
电影《安妮·霍尔》（1977）剧照。
藏在黑话背后的是将“我与你的关系”当作真理之处所的论断，它抹黑真理的客观性，斥之为物性，并偷偷地给非理性主义加热。作为这样一种关系，传播变成了超心理学的要素，尽管它只有通过传播内容的客观性才有可能如此。最终，愚蠢成了形而上学的缔造者。自从马丁·布伯把克尔恺郭尔的生存概念从克尔恺郭尔的基督学那里割裂出来，并将它美化为一种纯粹的姿态，就有了一种把形而上学内容和所谓“我与你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普遍倾向。这一内容指的是生活的直接性。神学与内在性的规定密切相关，而内在性想要通过神学来获得更多的意义：因此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类似于黑话的词语了。
在这一过程中，被抹掉的是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的界限。谦虚的本真派敬畏地仰望着死亡，然而他们迷恋生命的精神态度却对死亡避而不谈。神学的锋芒被去除了，而没有了锋芒，救赎是无法设想的。按照神学的概念，凡自然之物在经历死亡的时候没有不变形的，人与人的关系里不存在此时此地的永恒性。
布伯式的存在主义从“人与人的自发关系不能被还原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事实中提取出了它的超越性，这是一种颠倒的存在类比（analogiaentis）。它仍然属于生命哲学，尽管它放弃了它的这个思想史起源：它把尘世的动力学抬高到天国里去了。因此在黑话里，超越性最终接近了人：它是精神的武利策管风琴（Wurlitzer-Orgel）。
黑话里一定写着类似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布道词，并将它灌制为唱片，一旦有需要就可以播放：假如具有高度的社会心理学可能性的“反叛的大众”想要再聚众闹事的话，就得通过一种按部就班的激情，让他们回归理性。为了广告的目的，武利策管风琴机械地把机器制造的声音强加于颤奏，从而把音乐中表现主观情感的颤奏给人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