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丸山真男也“转向”了? | 评《忠诚与反叛》( 二 ) 文化|转向|卡尔·洛维特|现代性

这其实跟他本人对吸收外国文化思想的看法有关。他在《思想与政治》(1957)里提到当年流亡日本的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犹太裔弟子卡尔·洛维特对日本文化的一个观察。洛维特说，日本的现代文化好比是一幢两层楼建筑，二楼是西方的，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所有的西方思想应有尽有，但一楼的思考模式却是日本式的。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梯子却找不到，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无交集，各自成一统。洛维特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没有进入化境，只是停留于模仿。丸山对洛维特的这个批评是大体认同的，所以他在做日本思想史研究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知道了这个思路，我们理解《忠诚与反叛》这本书就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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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日]丸山真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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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忠诚与反叛”中，追问近代日本的命运
在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忠诚与反叛》里，丸山说论文要解决的问题贯穿着三根轴。第一根轴是忠诚与反叛作为思考的范畴或者框架在日本思想史上有何意义和作用。第二根轴是关于忠诚与反叛的对象，就是对谁忠诚，对谁反叛? 第三根轴是探讨用自觉的形式所表明的忠诚与反叛的“哲学”或是“理论” 。也许读者会很吃惊，丸山在这里选择的考察对象竟然是很不现代的武士阶层，他讨论武士阶层的忠诚与反叛的关系，跟他一生追求的现代性问题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那他究竟为何要做这样的研究呢?
丸山说日本的“封建的忠诚”的基本模式是基于非合理的主从盟约的团结和“以义而合”的君臣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的。在与中国的“忠”这个观念进行对比时，丸山举《困学纪闻》(卷六)里的那句“君之于民亦曰忠， ……圣贤言忠，不专于事君”说，中国的“忠”字并不意味着臣下对君主单方面的忠诚。但是这个词在日本的封建主从关系里扎根后，几乎都是表示臣下对君主单方面的献身性奉献——“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始终是支配性的观念。而且与其说是重视合目的性的考量与外在的结果，不如说是以心情的纯粹性作为忠诚的证明，宗教色彩要超过伦理的义务。
在对比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忠诚意识后，丸山说作为战斗者的武士的行为方式本质上是充满力度的，在忠诚的表现方式上有着显著的能动性和随机应变性。所以“臣不可不臣”这个至上命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通过无限的忠诚行动，具有把君主变成真正君主的可能性。
这也就是说，在这种武士的忠诚心态看来， “君不君则去之”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放弃那样的行动原则会产生人格内部的紧张，但也因此反而会让武士面对主君执拗地采取激烈的行动——不是绝对的服从，而是进行谏诤。丸山举了江户时代的山本常朝写武士的名著《叶隐》里对武士绝对忠诚主君的强调，说这并非是对权威的消极恭顺，而是贯穿着非合理的主体性。在丸山看来，正因为有着这种传统，在江户幕府晚期发生动乱和面对国家存亡危机的时候，包括吉田松阴在内的那些武士能够发挥无私的忠诚和主体自律性，具有绝对皈依的感情和强烈的实践性。
丸山在论文中还分析了他的思想英雄福泽谕吉的名分论批判和谋叛论，说福泽对封建忠诚的分解是要进行某种转换，就是把封建忠诚的外面化倾向彻底化，把它提高到公共的水准，从而让私人的―心情的契机能在个人的内部扎根下来。换而言之，福泽是要把非合理的武士魂的能量转化成合理的价值。丸山向来对福泽推崇有加，写过不少关于福泽的文章，有学者甚至戏称他的福泽谕吉研究其实应该冠以“丸山谕吉研究”的名称。在关于忠诚与反叛这个问题上，福泽似乎也是丸山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