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评论｜彭锋：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 |艺术家|绘画

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9期
彭锋
【彭锋|评论｜彭锋：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当代艺术通常以国际性自居，然而今天所说的当代艺术，不管对它作了何种界定，背后都会有某种立场在支撑。当代艺术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不可避免会受到所在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全球当代艺术的多样性景观。遗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理论研究者没能提出自己的当代艺术。我们不是回避当代艺术，就是接受某种外来的当代艺术观念。这种局面严重限制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期待早日形成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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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概念与习得因素
2008年9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磨石——中国瑞典当代绘画联展” 。笔者在为该展览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将中国当代艺术划分为三个阶段，简要地说，这三个阶段就是：“学西方”“为西方”和“为自己” 。笔者认为，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才能真正称得上“中国当代艺术” 。 “第三个阶段的中国当代艺术终于摆脱了西方的影响，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中国当代艺术。这种艺术既不以模仿西方艺术为准绳，也不以迎合西方眼光为鹄的，而是以建构中国当代文化为己任。 ”2009年5月，由笔者和埃尔金斯(James Elkins)主持的首届“中际论坛”(全称“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China Contemporary Art Forum)在北京召开，包括贝尔廷(Hans Belting)、福斯特(Hal Foster)、史密斯(Terry Smith)、高名潞、潘公凯等三十多位中外理论家相聚北京，围绕“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题展开了三天研讨。笔者以Paths to the Middle: A Tentative Theory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意象之路：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试探性理论》)为题作主题报告，阐述了一种基于中国哲学和中国现实的当代艺术理论。事实上，从进入20世纪之后，笔者就一再强调中国当代艺术不仅要有“当代性” ，而且要有“中国性” 。在《呼唤有中国立场的当代艺术》一文中，笔者以这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
鉴于当代艺术概念是一个十分模糊和开放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鉴于业已存在的当代艺术的博弈现象，因此我主张美学家、批评家和艺术家本人都应该来认真研究和对待当代性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业已存在某种特定内涵的“当代艺术”而完全放弃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那种特定类型和风格的“当代艺术” ，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推举我们自己的当代艺术的权利。在愈演愈烈的当代艺术的博弈中，我们不能轻易放弃阵地。当我们解构了那种有特定内涵的“当代艺术”概念之后，我们可以像使用当代哲学、当代经济、当代政治、当代科学等等那样来使用“当代”一词，在不同领域的“当代”中确立中国的立场，做出中国的贡献。
笔者知道自己的这些观点会引起某些人的不舒服，尤其是某些国际学者可能会认为我有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例如，维恩(Richard Vine)在评论笔者策划的“弥漫——第54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时，就体现了比较复杂的心情。他一方面指出， “中国馆能够为视觉超载的双年展提供一个精神上的缓冲” ，中国馆的作品“不仅让人想起传统山水画中充满雾霭的空间，而且唤起了那种微妙、柔韧直至无所不包的弥漫性。正是凭借这种弥漫性，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吸收了众多自诩的征服者”；另一方面他又指出， “展览民族主义复活的暗示，会让某些观众感到不适” 。我想这里的“某些观众”很有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