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考古专家解读：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如何沿海上丝路走向世界( 二 )

东南亚发现的汉朝铜器以铜镜居多，另有容器、炊具、印章、兵器、日常用具和钱币等，主要见于越南、泰国、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其中，铜镜年代涵盖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从形制和纹饰看，它们都是由中国输入，没有类似于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中亚等地发现的在当地制作的“仿汉镜”，部分铜镜的成分分析也显示，其与中国境内发现的汉镜相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汉朝铜镜有不少都出自当地文化的墓葬中，因此，其作为贸易品出现在当地的可能性最大。
杨勇认为，汉朝铜镜的海上丝路考古发现表明，在汉代海外贸易中，铜镜很可能是黄金和丝绸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输出商品种类。一方面，汉代铸镜业十分发达，当时的铜镜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通过贸易等途径不断向域外输出。另一方面，铜镜既可以照容，又有很强的艺术观赏性，对东南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居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特色商品甚至奢侈品，因而可发挥较高的贸易价值。
铜容器和铜炊具方面，越南中部秋盆江三角洲一处墓地出土釜、盘、碗、鐎壶等6件铜器，这些铜容器和铜炊具与中国特别是两广、湖南等地汉墓所出同类器形制及风格均一致，应是由中国输入。在柬埔寨波赫墓地，也发现一些经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汉朝输入的铜碗和铜盘。
铜印章目前仅发现于泰国考山考遗址，为两枚一套子母印，子印瓦钮，印文不详；母印龟钮，阳文篆书，似“吕幼公印”四字。从形制特征看，这套铜印章的年代约在西汉晚期至东汉，主人应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古代中国，印章通常情况下作为随身信物使用，“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既有前往汉朝的海外蕃客，也有很多出海冒险、打拼的中国人。考山考遗址出土的汉朝印章、陶器等遗物，便是重要见证。”杨勇分析说。
铜钱方面，越南秋盆江三角洲曾出土过一些中国汉代铜钱及新莽钱币，泰国北大年港附近也发现过新莽铜钱，这虽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贸易，但这些钱币数量很少，加上海上贸易的不确定性，其似乎不大可能作为流通货币在当地使用，当地人收藏它们并将之随葬于墓中，或只是出于好奇或赋予某种特别的含义。
铜镞方面，泰国考山考遗址出土1件中国秦汉时期常见的三棱锥形铜镞，推测由中国人带来，也表明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汉朝使团和商队，可能因风险很大而配备武装。
杨勇指出，铁器方面发现较少，主要见于越南中部沿海的沙萤文化墓葬中，莱宜墓地曾出土过多件可能来自中国汉朝的环首铁削刀；越南南部富和遗址曾发现1件据称来自中国汉朝的铁剑。
玻璃器则在泰国克拉地峡附近遗址出土不少，其中一些玻璃杯残片从器形和化学成分看，很可能是产自广西的汉代低钾石灰玻璃制品。

文章插图

泰国春蓬府考山考遗址出土汉朝铜镜和铜印章。　杨勇供图
东汉后中国与岛屿东南亚联系增多
杨勇指出，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线路分布看，越南的秋盆江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是中国汉式器物发现最为集中的地方。显而易见，这几个地方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繁盛一时的贸易中心。
他说，克拉地峡作为马来半岛上最窄的地方，东西宽仅50余公里。对古代的东西方海上交通而言，克拉地峡被学者形象称为南海与孟加拉湾之间的一块“踏脚石”，穿越它可省去绕行马来半岛南端的数月航程。许多中国汉朝器物出现在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特别是其东、西两岸，肯定不是偶然现象，表明汉代中国通往印度等地的海上交通路线，很可能采取了穿越克拉地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