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绅！邱捷、刘志伟：把读者带进活生生历史现场的《杜凤治日记》( 四 )

再次是确定“谁是谁”的问题。日记人物很少以本名、全名出现，多以其字号、绰号、地望、官名别称、官名别称之简称来记述。小官、幕客、书吏、士绅、庶民等在工具书、典籍中很难查到，如果不是官员，在数据库中查到的机会也很渺茫。杜凤治有时也会把重要人物姓名、字号写错，这就给注释带来更多困难。如，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提到一位“胡竹如司寇”，但从嘉庆到同治年间，并无姓胡、字或号竹如的刑部堂官，后来，在工具书查所有字号为竹如的人物，才猜出此人应该是咸丰年间的刑部侍郎吴廷栋（竹如）。
《杜凤治日记》中所见的岭南文化
文化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各种细节，邱捷认为，《杜凤治日记》是研究晚清历史文化极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所见的岭南文化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杜凤治日记》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在广东的碰撞与交融。
在清朝前中期，广州有很多年是同西方国家交往的唯一“合法”“正规”的港口；到了晚清，广东既是中国抵抗西方侵略的前沿阵地，又是西方先进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杜凤治当了5年多“广州市长”，又兼做两广总督的外交助手，同外国事物、外国人有很多接触。《杜凤治日记》对同治、咸丰年间中西文化在广东的交融、碰撞，描绘出很详细、生动的图景。
例如，日记所记同治十年夏天的“神仙粉事件”，史籍很少提及。这件事大致情况是，当年民间流传洋人收买一些中国人在水井撒放“神仙粉”，让很多人生病，求洋人医治，洋人就可以借机逼迫中国人信基督教。一些人趁机鼓吹烧教堂，引发一场危机。两广总督瑞麟同下属文武官员冤杀了多个无辜者，千方百计取得洋人的谅解，这件事才得以了结。
杜凤治本人是愿意了解西方的，他读《瀛环志略》，知道太阳、地球、月球之间关系，对西方技术钦羡，知道西方先进事物（如轮船）来华，被中国接受不可避免。但他对西方的器物尚且不能完全接受，对西方制度、文化等先进方面不愿正视、不能理解。杜凤治算是一个对西方事物有所了解的官员，又在西方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广州任职，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必多说。
其次，日记中大量记载了广东风俗文化故事和杜凤治的看法。
从正统文化特别是科举文化为着眼点，江浙士大夫杜凤治有文化上优越感，看不起广东和广东人。他对广东士绅“重财货”“轻廉耻”有很多批评，带有偏见成分。广东士大夫重商、务实、受纲常伦理束缚相对内地宽松。杜凤治认为广东人不甚尊重王法，不怕官，不安本分，民风剽悍，人心浮动，所以赌博、盗贼特别多，杀都杀不完、杀不怕。通过对广东社会的观察和自己做地方官的体验，他认为广东将来会成为下一次天下大乱的策源地。他不止一次在日记预言，不出十年，就会有人振臂一呼，在广东发动数以十万计的人造反。杜凤治当时只想到会再出现太平天国、洪兵起事这样的大变动，没想到他来广东当年（即1866年）出生的孙中山，后来真的振臂一呼，成千上万广东人奋起反抗清朝，广东果然成为中国新的大变动的策源地。从杜凤治的感受中，也可以看到清末政治改革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些原因。
再次，日记反映了当时岭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记中有大量细节描述了岭南人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年成物价等等，还有岭南人的文化生活，如祭祀、节日、戏剧等。对广州的记载很多，为研究广州地方史提供很多新材料。
其中，关于南海神庙祭祀，有颇为详细记载。明清地方官定期祭祀南海神庙的情况，现存文献语焉不详。从杜凤治日记可知，布政使、巡抚都有祭祀的责任，他自己曾经陪同祭祀，日记对祭祀的细节以及对当日神庙的环境有较详细的记载。近年出版的《南海神庙志》就引用了日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