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鸟纹|佛教|纹饰

摘要：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佛像八凤镜可以具体分为三类：A类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纪前期；B类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是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C类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为该镜种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镜种的衰落而逐渐消亡。佛像八凤镜装饰的佛教图案包括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天人像等造型，是以3世纪时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的，与中国北方佛教南传初期的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同时，佛教图像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饰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汉晋社会对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
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出现了一批装饰佛教图案的汉晋时期八凤镜，因涉及早期佛教文化因素，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徐苹芳认为，在铜镜上使用佛像纹饰是吴镜的重要特点之一。王仲殊系统梳理了佛像八凤镜的资料，并结合出土墓葬的年代判断其为吴镜，流行于吴中期至后期，同时认为佛像八凤镜的出现是佛教在吴地流行的结果，而早期佛教对道教存在依附关系。佛教图案作为一种全新的铜镜纹饰自有其参考的底本，对其进行溯源可以从侧面揭示出当时佛教的发展面貌，加之近年来关于汉晋铜镜的研究不断深入，为判断佛像八凤镜的产地及制作时间提供了参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佛像八凤镜的相关问题进行再探讨。
一、佛像八凤镜的年代
对佛像八凤镜的年代进行判定离不开对八凤镜整体年代和变化趋势的分析。
八凤镜是以从钮座延伸出的四叶纹及其间两两相对的八只凤鸟为主要纹饰特征的镜种，因在日本古坟时代的随葬品中也有发现而首先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普遍关注。带有纪年的八凤镜较少，仅有元兴元年（105）镜及永嘉元年（145）镜两件，因此樋口隆康、冈内三真、秋山进午、原田三寿等学者均尝试根据纹饰对八凤镜进行分期研究。近年来，冈村秀典在综合研究汉晋铜镜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的工匠系统进行了辨识，明确提出八凤镜最早产生于华西地区， 2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江南系八凤镜。他还进一步对八凤镜钮座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总结，认为2世纪的华西系镜使用“丝卷形”（四边内凹的圆角方形）和蝙蝠纹钮座（图一， 1），到2世纪后半段，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八凤镜钮座为圆角方形（图一， 2）， 3世纪则演变成宝珠形（图一， 3）。综合各方观点可知，八凤镜的演变规律为钮座逐渐变圆，对鸟纹由抽象变为写实，铭文逐渐减少以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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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目前公布的佛像八凤镜共计17件，均为宝珠形钮座，按冈村秀典的研究，应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制作。其中，馆藏品6件，出土地点均不详；发掘出土者11件，分布于湖北鄂州，湖南长沙，江西南昌、靖安，江苏南京，浙江武义、安吉等地（见表一）。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这17件佛像八凤镜可以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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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　3件。对鸟纹用不同类型的线条表现，较为图案化，二鸟喙部相接，头部呈C形，身体呈D形，尾羽较长，延伸至四叶纹的末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八凤镜，四叶纹中一叶内饰一佛二胁侍，其他三叶内饰盘曲的龙纹。对鸟纹头顶有向后翻卷的羽冠，颈部前端有钩状卷曲，颈部与身体交汇处有一斜线，以该线为起点，用四条向后的斜线表现羽翼。鸟身下各有一向前延伸的曲线在对鸟中间相交，似为鸟足。每对凤鸟头顶之间置一铭文，共4字，仅“宜”“公”2字可辨。对鸟纹外侧饰16连弧，其中两弧内各饰一天人，其余饰青龙、朱雀、赤乌等图案（图二， 1）。江西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M6出土佛像八凤镜（M6∶1），纹饰特征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镜基本一致，只是线条较细，且四叶纹内不见一佛二胁侍，仅连弧纹中的一弧内有一天人（图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