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四 ) |鸟纹|佛教|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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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兽莲花座于3世纪中期出现于佛像八凤镜中，表现为在莲花座两侧各伸出一脖颈细长的兽首（图六， 2）。这一时期动物造型的台座主要有印度的狮子座，一般表现为在佛身下台座的两侧有二狮子，并未与莲花座相结合（图七， 3）。从形态上看，莲座两侧带有细长脖颈的双兽与西王母龙虎座两侧的龙虎形象较为接近，应是在魏晋时期神仙像的影响下创作出的佛座造型。
天人自3世纪前期开始在佛像八凤镜中出现，并一直流行至该镜种消亡。虽然身体姿态不同，但天人均表现出上举的双臂和飘扬的帔帛，其底本明显为印度佛教图像中的天人形象。然而，与印度佛教图像中出现的手持花、伞盖等物，围绕于佛身四周的供养天人不同，佛像八凤镜中的天人造型多独立存在，且头部的表现方式与佛像相近，有肉髻和头光，应是工匠在吸收印度天人形象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以便将佛教图像与当时流行的神仙像、羽人像区别开来。
思惟像见于B、C类佛像八凤镜，自3世纪中期出现，一直流行至该镜种消亡。思惟像的起源地为印度犍陀罗地区，该地区出土雕刻中有一类太子于树下思惟，身后有举伞的侍者，身前有或立或跪的礼拜人物的图像（图七， 4），与八凤镜中的思惟像极为相近，宫治昭根据《佛本行集经》等经典，将其推定为净饭王礼拜太子的场面。该场景同样见于三国吴时期支谦翻译的《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王因自到田上，遥见太子坐于树下，日光赫烈，树为曲枝，随阴其躯。王悚然悟惊，乃知其神。不识下马，为作礼时。 ”佛像八凤镜的思惟像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思惟太子像为底本创作的。
【|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综上，八凤镜佛教图案应是制镜工匠以3世纪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出来的，并将其与当时社会流行的神仙像进行了区分，以凸显佛教元素。
三、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佛教信仰
佛像八凤镜将佛像作为一种流行纹样纳入铜镜的创作之中，从侧面反映出汉晋时期佛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传播情况。东汉桓灵时期，洛阳作为都城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地区，安世高与支谶曾在这里翻译佛经，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图” 。之后，支谶一系的弟子支谦为躲避东汉末年的战乱由洛阳南下吴地，于黄武元年（222）开始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翻译佛典，后至建业（今江苏南京）继续佛经翻译事业。安世高一系的弟子康僧会也于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传教。在支谦和康僧会等人的影响下，早期佛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佛像八凤镜的出现，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了北方佛教南传的影响。
图像是一种向大众传教的较为通俗的手段，由佛像八凤镜的取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流行的佛教图像侧重于讲述佛的来历，并强调其具有超越常人的力量，这与当时佛教的整体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在佛教传播之初，需要向大众解释佛为何方神祇，而以宣扬神异的方式传教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神仙思想相契合，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这一点也可以从译经活动中得到验证。这一时期支谦译出描述佛三十二相的《梵摩渝经》及讲述佛生涯的《太子瑞应本起经》，康僧会翻译出集合了各种本生故事的《六度集经》，与之相应，社会上还出现了大量有关佛教神迹的故事和传说，如：康僧会烧香礼拜，使铜瓶中凭空出现舍利，铁锤击之无损；黄武三年（224）在武昌翻译《法句经》的维祇难，原本信奉异教，被高僧神力感化转而信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