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三 ) |鸟纹|佛教|纹饰

C类　3件。对鸟纹开始简化变形。如浙江安吉梅溪出土铜镜，四叶纹内饰瑞兽， 8只凤鸟缩小至四叶纹两侧，且形态不统一，一侧作回首衔羽状，另一侧作展翅伫立状，刻画简单。二思惟像和二神仙像成为主纹。神仙像分别为头戴胜形饰的西王母及头戴山字冠的东王公，东王公两侧各有一羽人举华盖（图四， 1）。 1994年湖北鄂州供电大楼出土有一件佛像八凤镜，对鸟纹缩小并简化，镜背纹饰布局对称性较差，四叶纹大小不一，纹饰刻画粗糙，连弧所占镜背比例扩大且仅有12个（图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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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镜的佛教图案有思惟像、天人两种。思惟像与B类镜思惟像造型相同，置于主纹的位置，如浙江安吉梅溪出土铜镜。天人有两种形态，一种身躯较直，单独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内，如湖北鄂州供电大楼出土镜；一种身体呈U形，单独装饰在连弧纹中的三弧内，如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藏镜。
由于这3件C类镜均无具体的出土信息，需参考无佛像纹饰八凤镜进行年代判定。梳理出土资料可知，简化变形的八凤镜多见于东晋墓中，如江西南昌东湖区外正街1号东晋墓出土八凤镜，省略了连弧纹， 8只凤鸟也仅存4只（图五， 1）。又如湖北鄂州西山麻家垴南坡东晋墓M2220出土八凤镜，除四叶纹及外缘连弧的线条外几乎没有其他纹样（图五， 2），表明东晋时期八凤镜的制作进入衰落期。由于铜镜的制作时间早于埋葬时间，故该类变形佛像八凤镜的制作及使用年代可以推定为3世纪末4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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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A类佛像八凤镜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纪前期，但数量极少，在四叶纹内使用一坐佛二胁侍，连弧内使用天人。 B类佛像八凤镜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数量较多，是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除使用A类镜的佛像纹饰外，在四叶纹中新出现坐于双兽莲花座的单尊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双天人像，外缘纹饰带中也开始出现天人形象。 3世纪末4世纪初流行的C类佛像八凤镜，是八凤镜发展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该镜种的衰落而逐渐消亡。
二、佛教图案的造型与题材
根据造型，八凤镜所饰佛教图案可分为坐佛、天人和思惟像三类，均仅有剪影，不表现五官、手势、衣纹等具体细节。坐佛有两侧有二胁侍天人的三尊像（图六， 1）和坐于双兽莲花座上的单尊像（图六， 2）两种造型。天人头部近于佛像，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身躯较直，似为正面像，多成对使用，也见少量单独使用者；一种身躯弯曲呈U形，作飞行状，均为独立出现（图六， 4—6）。思惟像均为半跏趺坐，一侧有撑伞人物，另一侧有跪拜人物（图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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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最早出现的图案是坐佛和天人。其中，坐佛首先出现于A类镜上，为佛坐于莲花座上、两侧有胁侍天人的三尊像， B类镜沿用了这种造型，并出现了坐于双兽莲花座上的单尊像， C类镜中则不再出现坐佛。值得注意的是，坐佛的两种造型均出现了莲花座，而这种佛座并非3世纪时印度佛教图像中的主流纹饰。 3世纪是印度佛教艺术最为繁盛的时期，犍陀罗与秣菟罗既是佛像的起源地，亦是佛教艺术中心。相较而言，莲花座基本不见于秣菟罗地区，在3世纪初的犍陀罗雕刻中则偶有出现，主要见于弥勒菩萨、以一佛二菩萨为中心或以“舍卫城的神变”为主题的雕刻中，因无法确认佛像八凤镜中是否出现菩萨像，故莲花座的题材应从“舍卫城的神变”主题雕刻中探寻源头。 “舍卫城的神变”见于《贤愚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经典，讲述了释迦在舍卫城通过展现一系列奇迹来降伏外道的故事。在故事中，佛坐于莲花上展现神力，无数的化佛在莲花上显现，佛身或发出火光，或降雨，或放光。该主题常见两种图像，一种为佛肩上发出火焰，脚下延伸出水波，被推定为双神变；一种为从佛肩伸展出无数化佛，被推定为千佛化现（图七， 1）。此外，有一种以施转法轮印坐佛为中心的大型说法图也常使用莲花座。这种说法图结构复杂，登场人物较多，除围绕在佛四周赞叹供养的人物外，还常出现思惟像、交脚像及神变像等形象（图七， 2）。虽然其所表达的内容在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如高田修认为其是经变图的前身，宫治昭则将其与《法华经》序品中释迦牟尼放出大光明的神变进行比对等，但其主题为在说法中显现佛的神迹却是明确无疑的。无论是“舍卫城的神变”雕刻还是说法图，均是以表现佛的神通广大为核心，由此可知，八凤镜使用的带莲花座的坐佛纹饰很有可能是源于犍陀罗地区以展现佛神通广大为主题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