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二 ) |鸟纹|佛教|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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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佛像八凤镜上的佛教图案主要有坐佛和天人两种。坐佛均头顶肉髻，有圆形头光，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两侧有胁侍天人，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内，如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镜和波士顿美术馆藏镜。天人均头顶肉髻，大多有圆形头光，双手上举至头部两侧，双腿微分，帔帛在身体两侧飘扬，具体有两种形态：一种身躯较直，胁侍于坐佛旁；一种身体呈U形，作飞行状，单独装饰在镜外区的连弧内，如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M6∶1 。
A类佛像八凤镜中仅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M6出土铜镜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但因墓葬破坏严重，具体年代不明。纹饰特征类似的无佛像八凤镜出土例也较少，同样缺乏可以明确判断年代的墓葬信息。从八凤镜形制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 A类镜已使用3世纪时流行的宝珠式钮座，但较为图案化的对鸟纹表现方式和对鸟间的四字铭则承袭了2世纪后半段八凤镜的特征，应处于汉镜向吴镜的过渡阶段，因此， A类佛像八凤镜的制作年代可以大致推定为3世纪前期。
B类　11件。对鸟纹较为写实，不再仅用线条勾出各部分的轮廓，而是连成一个整体。鸟羽翼上扬，尾羽缩短，身下的双足清晰可见。 1975年在湖北鄂州五里墩发现的孙吴后期墓M4037中出土有一件佛像八凤镜（M4037∶1），对鸟纹刻画写实，胸前刻三根上扬的羽毛，翼部和尾部均用不同线条细致地表现出翎毛。两鸟中间的空隙处有自钮座延伸至连弧纹之间的穗状物。四叶纹内均饰佛像，其中三叶内各饰一坐佛，一叶内饰思惟像。对鸟纹外侧饰16连弧，其内饰青龙、朱雀、白虎等瑞兽图案（图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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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镜的佛教图案有坐佛、思惟像、天人三种。坐佛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两侧有二胁侍天人的三尊像，与A类镜坐佛形象相同，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或三叶内，如湖北鄂州鄂城重型机械厂1号墓出土镜和浙江武义吴墓出土镜；一种为单尊像，坐于两侧有细长脖颈的双兽莲花座上，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两叶或三叶内，如上引湖北鄂州M4037∶1 ，以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镜和清华大学博物馆藏镜。思惟像均为半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有圆形头光，一条手臂弯曲，置于脸颊附近，同侧腿自然下垂，另一腿弯曲上盘，一侧有撑伞人物，另一侧有跪拜人物，装饰在四叶纹中的一叶或二叶内，如湖南长沙左家塘西晋墓出土镜（图三， 3）和湖北鄂州M4037∶1等。天人也有两种形态。一种身躯较直，成对出现在四叶纹的一叶内，如浙江省博物馆藏镜。一种身体呈U形，与A类镜天人造型相同，但装饰位置更加多样：有的装饰在连弧纹中的一弧或三弧内，如江苏南京西善吴晋墓出土镜和江西靖安虎山M2出土镜（图三， 4）等；有的装饰在四叶纹的一叶内，如湖北鄂州M2080出土镜和浙江武义吴墓出土镜；有的装饰在镜背外缘的纹饰带内，如湖北鄂州M4009出土镜（图三， 2）。
从出土铜镜墓葬年代来看，湖北鄂州M4009、M4037为孙吴后期墓葬，鄂州M2080、鄂城重型机械厂1号墓为西晋墓，江西靖安虎山2号墓发现“太康九年（288）”纪年墓砖，亦为西晋墓，江苏南京西善桥、湖南长沙左家塘、浙江武义等地墓葬均为吴晋时期墓葬，可知B类佛像八凤镜均出土于孙吴后期和西晋时期墓葬中。由于铜镜制作与墓主入葬可能存在较大的时间差，故该类佛像八凤镜的制作时间最早可以推断为3世纪中期，最晚至3世纪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