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插图
[晋]王羲之?远宦帖(临摹本)?24.8cm×21.3cm?纸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魏晋书学中的“自由”意识魏晋时期的书学在道家玄学的影响下还体现出一种“自由”的生命人格精神,主体书写的自觉过程中融入情感,寻找自我,是一种高度的人的自觉意识显现。美国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他所阐释的“意味”就是指人的审美情感,是艺术家对客观生活和日常经验的升华,是对生命形象的认识和感悟。结合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与创作,“意味”可以理解为在书写过程中获得的某种独特的审美情感与审美体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书写意识。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曾指出:“魏晋思潮及玄学所追求和企图树立的是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书法虽然是体现汉字魅力的艺术,但它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渐渐地由最初的“象形”走向纯线条的内在组织,最终在一方小小的区域内抽象为一种线条的艺术,而这种交错组织的线条无不体现了一种自由生命的韵律。在书法的书写的过程中,线条的变化与节奏生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它的疏密、虚实、粗细与交叠,从单个字体到整个章法布局,形成一个结构严密的书写体系,其中包含的是主体对世界万象的认识与体会。有学者说,纵观我国文字的书写历史,集成了以点、线、形的变化、组合和结构的规律性和抽象性,体现了线条的形式美。中国书法的自由精神流露着中国艺术家在感受主客体交融时的生命律动,是一种对人自身的肯定。因此,从书法线条的组织与整体布局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人特殊的自由观念与生命意识。魏碑的刚劲庄重与隶书的拙厚或秀丽柔美都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特殊审美观念与社会风向,亦是书家对世界的深切感受,更凝结了中国人对自然、对物象的高度概括和抽象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书法已经被象征成一种人格和一种生命,书家书写的过程体现的是对生命的把握。身体、笔力、气韵等需要共同形成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只有达到身心各方面的完美配合,才能书写出自由。南齐王僧虔把中国哲学、佛学关于人的形与神的关系看法应用于书法,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他把书法比喻成人来进行创作。他的意思是,写书法最重要的是神采,形质是其次的。在魏晋时期,人们普遍注重人物品藻,尤其追求人的内在性情、神韵,这在《世说新语》中有大量描述。所以顾恺之曾提出人物画的“传神写照”,“神”就是指人的风神、神采。只有画出了神韵和神采,人物才被赋予了生命,才会取得真正的自由。对于书法也是如此。所以有学者说:“美者,人之本质对象化也;艺术之美,人之情感之显现也;书法之美,书法形态之生命表现也。”这种生命表现在中国古典美学中通常可以称为“神采”“性情”“意”“趣”“气”等等。书法虽然不能像绘画一样具体去描绘人的面貌形体,但是书写的过程中要像绘画一样讲求用笔结构与整体布局,书法创作也跟描绘人物一样,要求形神兼备,从字体整体的气象中参透对“道”的体验与人格的完整。南朝庾肩吾在《书品》中还提出了“书尚文情”的命题,他品评了杨经、刘穆之、张融等人的书法未能明晰文字发展、构造的根本原因,但指出书法中依然能够做到表达内心思想情感的抒情性流露。“情”代表人的主观感受能力和认知理解能力,也有着意识、感觉的心理过程。庾肩吾把“文情”作为书法的艺术本体特征,把“情”的内涵引入书法之中,通过“情”来展现个人的心灵情感与自由的道德天性。总的来说,不论是书法中有生命律动的线条,还是对书法神采的追求,或是庾肩吾的“书尚文情”,这时的书学观念总是想获得一种自由的精神与性灵,来接近万物本体的生命之“道”。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对魏晋时期追求“自由”生命的书学观念又有了新的体认,并且这种自然与自由的书学观念又在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与开展。三、王羲之书法创作中的“自然”与“自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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