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法家认为,统领天下除了坐拥权势,还要“术”和“法”!( 三 )


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法家认为,统领天下除了坐拥权势,还要“术”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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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术”则是越秘密越有作用,甚至连最亲近最为宠幸的人都不应该知道,所谓,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一明一暗,刑法是公开的民控制,而权谋则是私下的暗控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就能更好地辅佐君主使用手中的权利。韩非说,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叫“君无术则弊于上,民无法则乱于下”,所以,君主在牢牢掌握自己权势地位的同时,还要通过法给平民百姓订立行为的标杆,让他们能够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还有将“术”也就是权谋藏之于心中,用来对付那些心怀鬼胎的政治官员,如此一来,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朝堂的群臣,都掌握在了君主手中,君主的集权也就不再是梦想了。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墨家思想不管用这一套理论很好的推动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在法家的思想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周朝的统治一直都是实施分权政策的,而分权导致了各大诸侯之间的明争暗斗,弱小的国家想要自保,强大的国家则想要兼并,他们慢慢地架空了周天子的权利。
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法家认为,统领天下除了坐拥权势,还要“术”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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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诸侯的自我利益为主,开始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争霸。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战争频繁,其实就是因为利益的争夺,而有利益的纠缠存在,也就说明在当时的时代里爱是不管用的,因为如果大家都有条件奉行“仁爱”或者“兼爱”,那么,也就不存在相互之间的争斗了。而且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观点,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各级官员,都有一个行为的惯性叫做上行下效,所以,只要君主是一个圣明的人,那么就会影响下级的群众,最终让他们都变成奉行“仁爱”或者“兼爱”的人。但是,儒家和墨家却忽略了一个现实条件,那就是,君主如果奉行兼爱或者仁爱,势必不能将所有的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一个没有权力权势的君主,就没有办法以绝对的权威压制住下属的臣民。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除了诸侯之外,大夫等阶级也是拥有实权的,如此,便会导致大夫代替君主的现象出现,比如说,当时鲁国的孟孙氏,就掌握了如果绝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导致整个鲁国的权力出现倾斜,甚至国君也只是在为这个大家族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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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有仁义道德而没有权势是没有办法统治天下的,也是没有办法治理社会的,要想天下太平,或者说要想在专制的条件下,在世袭制度的条件下达到天下太平。君主掌握权势通过“法”“术”来实施“仁爱”和“兼爱”那么,通过世袭制度继承国家权力的君主,就必须拥有权势,想要仁爱和兼爱,也只能在权势的基础之上进行实施,如此才能够压制住那些跳脱出道德层面的人,才能相应的约束更多人的行为。而权势有的时候并不能让君主服从,所以,就会有纣王这样的亡国之君,因此,君主的话还要有一个有道理的证明,而为君主做法提供证明的就是法,让君主的做法有了一个可以查阅的标准,不再是君主的个人言行,这也就堵住了悠悠之口,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被约束到同一个行为框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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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掌握住了平民百姓,还要防止下属臣子的小心思,因此君主还要有谋略,有能够把握群臣的大局观,如此才能够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讨论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术”和“法”对于君主实施权势,或者说稳固权术的作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能够忽略的。用韩非的话来讲就是,用权势来立威,用谋略来驾驭群臣,用法来治理百姓。当然,韩非的这套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其实是君主用来控制臣民的一种手段,简单来讲,就是这是君主手中的指挥刀,同时也是杀人的刀,所以,韩非才称之为是生杀之柄,将这个权利称之为生杀予夺之权。也就是说,让君主通过这样的规则,来达到使天下万民臣服的目的,说白了,还是为君主的集权铺垫道路的,而我们通过上述的叙述也可以看到,韩非口中的法是官员订立的法,在官员订立之后将它们公之于众,并且强制性地让这个法成为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标杆。人民群众是没有权利去反对法的,而且法作用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同样也没有权利去反驳,并不像现在社会一样,我们有辩护权,有保护法,他们没有,他们有的只是服从与君主订立的法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