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式的家庭主妇：是选择还是妥协？
李靓蕾在某种意义上是颇具有自主性的完美幸存者：她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 ， 符合“理想妻子”各方面严格的社会要求 。 她期待幸福完美的家庭生活 ， “愿意”成为全职妈妈 ， 也想要孩子 ， 于是成为家庭主妇和完成三胎生养哺育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她的个人意愿的 。 这样的“家庭主妇化”个案 ， 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故事 ， 已经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主妇叙事 。 而她的经历和控诉 ，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许多焦虑和认同 ， 更把“家庭主妇”的讨论拉入了公共空间的焦点 。 社交媒体不断提出“女人一定要有钱”和“不论何时都要有工作”的危机解决方案 。 《中国妇女报》也在对该事件的评论中直言“警惕脱离职场的风险” ， 称“女性参与职场、保留职场竞争力 ， 还是最有安全感的选择 。 ”
舆论隐隐透露出了性别焦虑下 ， “嫁得好”和“干得好”这两个经典的互斥模式之间大家对后者的选择偏好 。 然而 ， 这两种所谓的“个人选择套餐”背后的支撑话语都存在简化、理想化女性现实困境的倾向 。 对个人而言 ， 步入职场还是留在家庭的选择面临着制度结构和文化的多重钳制 。 是否成为家庭主妇并非完全凭借个人意愿 ， 女性面临的群体性困境 ， 不应该被简化成个人选择和宿命 。 我们更要警惕对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的二次歧视 。 作为社会现象 ， “主妇化”与女性群体所存在的经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 在一个排斥女性的、不友善的劳动力市场 ， 女性无法摆脱传统藩篱和陈旧观念的家庭角色规范的要求 。 个人在缺乏制度性的福利保障的情况下 ， “女孩该不该回家、能不能回家”的行为动机 ， 受到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家庭策略和自我认同等多方位的影响 。
在现实中 ， 更多的女性并不像李靓蕾这样具有经济优势 ， 职场和家庭之间的“双肩挑”重担同时压在许多女性的身上 。 如何兼顾家庭和职业是长期以来女性难解的问题 。 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以来 ， 女性是首当其冲的下岗和失业人员 ， 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也展现出更复杂多样的面貌 。 严酷的职场竞争、缺位的制度保障 ， 使得中国女性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成为深受国家、资本和父权三重压迫的弱势群体 。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生命的阶段 ， 回归家庭背后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 。 虽然李靓蕾的案例脱离了中国普通女性的情况 ， 属于少数积极主动主妇化的特权阶层 ， 但在中国 ， 类似情况也多见于收入和地位相对较高的上层家庭 。 同为家庭主妇 ， 她们与来自社会底层的传统主妇有天壤之别 。 对于她们而言 ， 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家庭实践过程也并非完全的个体自主的选择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下与相关家人的互动、协商、妥协中形成的” 。
社交媒体上“不论如何不能放弃工作”的解决方案理想化了职场女性的状态 ， 忽略了职场女性所承担的母职压力 。 事实上 ， 挣得多不代表女人在家庭内就可以扬眉吐气 。 根据叶胥等人的研究 ， 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不一定因女性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 家庭内男性话语权和性别展示的作用依然重要 ， 女性甚至为了缓和家庭性别角色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冲突 ， 主动提供更多的家务以弥补自己收入更多带来的性别角色失位 ， 以安抚“男性自尊受损”的丈夫 。 另一方面 ， 全职妈妈则因为没有经济收入而成为丈夫的附庸品 ， 在家庭地位陷入了“俘虏式妻子”的角色困境 。 学者莎妮·奥加德（Shani Orgad)）对这种情况这样总结到：“妇女以自身的牺牲培育下一代 ， 让丈夫们从家务劳役中解放出来 ， 投入职场拼搏 。 他们的社会权力和地位得到巩固 ， 占据了家庭主导的经济地位 ， 反过来却对没有经济报酬的全职太太们施压 。 社会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贯穿于两个空间之中 。 这样导致的现实是 ， 妇女在外被职场男女不平等、以有偿工作为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的资本力量所操控；在家庭内部则被父权制的特权所宰制 ， 迎合丈夫的需求 ， 将个人价值寄托在儿女身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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