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世界电影诞生日｜打捞私家电影，补缺历史记忆——对话龚伟强先生( 三 ) 龚伟强|历史|打捞|新闻|记忆

至于说到怎么判别胶片上的内容，起初我们是把卖家和胶片一起请到馆里来，再找一位会放电影的朋友带着放映机来放映。现在一些卖家和我熟悉了，他们大多会放心地把胶片先交给我，让我们先做初步的辨识与考证。然后根据内容与价值再谈采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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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国际电视资料联合会（FIAT）年度颁奖典礼上，龚伟强获“全球最佳保存提名奖” ，会后与同事们合影
陶赋雯：在您曾经采集的电影目录中，有许多片名后面的括号里写着“拟名”或“暂名”两个字，这些影片原先都没有片名吗？拟名是您拟的吗？拟名或暂名的根据是什么呢？
龚伟强：哦，私家电影与专业电影机构或新闻媒体拍摄的影片不同。有一些做得道地的影片拍摄者，会模仿早期新闻纪录片的样式手写一个片名，然后同样以摄影机拍摄，用剪刀、胶水、剪接器等工具接入影片的片首，但更多的是没有片名的。原本没有片名的电影胶片就需要给它起一个名。譬如“鄂州严氏家族影片” ，鄂州是地名，捐献给我们电影胶片的严氏后人现在居住在湖北省鄂州市。又譬如“静安寺庙会及涌泉” ，是我根据影片所拍摄的内容综合考虑之下给起的名。无论是拟名还是暂名的影片名，都是临时的、内部识别用的，必要时可以根据辨识与考证的结果给以重新命名的。譬如，前面提到的《大户人家》，以后可能会改成“香港周寿臣家族影片”了。
陶赋雯：私家电影有一种“内指向性” ，结婚生子、生日祝寿、葬礼出殡、升学渡洋、码头送行接友，是私家电影中最为常见的场景与内容。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馆藏中有一部拍摄者后人捐赠的8毫米影片《严氏家族》（拟名， 1930s）。拍摄者为上海海关华人职员，其结婚仪式、新娘生活、生子洗礼、休闲娱乐以及新郎先前在闽海关缉私艇上工作时的场景一一收入影片当中，通过有选择的记忆画面，长期留存了一个现代中国家庭的成长史。
龚伟强：我这里还有几部国外来华旅行者、游客视角的《Hangchow Bore》（杭州湾， 1929）、《Canton and the Pearl-River》（广州及珠江流域， 1929）、《Snapshpts of China：Soochow counfryside》（中国快照：苏州乡村， 1930s）、《海宁潮及内河》（拟名， 1930s）都具备了这样一种文化特质。
陶赋雯：在所有龚老师分享的“私家电影”中，我个人对1930年由舒新城拍摄的《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最感兴趣。因为自己也有赴日访学的经历，在学术考察与域外“西洋镜”中探索发现，日日如新。这段“私家电影”记录下我们之于多位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近代史名人留下的“文字记忆”之外的“视觉记忆” ，弥足珍贵。这份记忆不仅是国人的视野，也是国与国之间技术交流、学术考察的“跨域档案” 。
龚伟强：舒新城拍摄的电影胶片，现已发现有16毫米8本， 8毫米2本，由上海音像资料馆收藏。影片《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是舒新城加入中华书局后于1930年9至10月陪同书局老板陆费逵一行去日本考察出版、印刷、教育、会展业期间拍摄的一部较长的私家纪录影片，是中日文化、产业交流史上不多见的珍贵影像资源，且陆费逵早已于1941年在香港去世，留下来的相片也不多，一些出版物上经常出现他的相片与其他人张冠李戴，而这部影片中却保存着他与家人相当多的活动影像，弥足珍贵。当然，在此前后舒新城还曾以旅行者或游客的身份拍摄了很多短片。在《中华书局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中留下了历史上明月歌舞团小演员们仅存的活动影片。 1932年5月28日在苏州五卅公园举行的“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现场，官方机构、新闻媒体以及电影公司均有影片拍摄，但舒新城以个人视角与手法拍摄的这部短片尤其显得别致与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