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陈国学：《世情小说的人物形象与性别话语嬗变研究》( 三 ) 话语|国学|世情|嬗变|新书|第二

这段议论既然表达了对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一种见解（即处理家事不能听妇人之言，但贤惠的妇人的话不妨听听），那么之前关于孔慧娘劝谭绍闻的情节也就不能不看作是依托于孔慧娘这一形象的性别话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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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人事奥秘与启迪：走向理性时代的红楼梦人物论》，陈国学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
《红楼梦》借冷子兴之口描述贾宝玉小时候：“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这无疑也是一种性别话语书写。那么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既要从对人物感性的、生动的描写中提炼这一形象本身的性别话语内涵，也要探究作者对人物行为的价值判断中所体现的性别观念。
既然这些世情小说属于晚明到清代中叶的作品，那么在展开研究前，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性别话语语境作一个总览。
目前，学界对此的共识是，晚明社会一方面沿袭了对女性来说比较严格和不利的性别思想：根据“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所确立的主流性别规范，其特点是强调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女性必须服从于男性（“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由此导致“女性作为他者在千年的沉默中失语和她作为‘此在’意义的全面丧失” 。
此外，以“制欲”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性别观念还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旗之下，女性基于内心的本真性情感体验被阉割，不过男性则可以不受此规则制约，他们可以以种种理由再娶或纳妾，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男性比女性自由很多。
不过，在晚明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性别思想也有很多变化，产生了对“欲”的肯定和对“情”的推崇的非主流性别意识。就二者的话语权而言，作为主流性别规范对晚明文人的影响大于非主流性别意识[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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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与佛道教关系研究》，陈国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而清代以后，统治者对程朱理学大加推崇，学术界则对晚明的“放纵”纷纷加以讨伐，结果性别语境就整体而言比明代更严苛了。
但是，在《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这些作品中，性别话语的书写毕竟是千姿百态的，而且由于晚明的社会风气或启蒙思想的影响所及，这些作品中多多少少都出现了一些反传统甚至具有亮色的人物形象，意味着新的性别话语的萌芽滋长；当然，持传统性别观念的人物还保持着强大的存在态势，甚至在小说中表现得更加稳固。怎样看待这种两方面同时存在并胶着的性别话语局面？
另外，由于前后时间跨度比较长，有两百年左右，明清世情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其反映的性别话语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今人借鉴，有哪些性别社会学方面的意义与教训值得当今社会学家汲取？这是本书的首要关注点和要解决的问题。
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世情小说的研究做一个整体的观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世情小说人物形象研究。
从中国知网的相关论文来看，对世情小说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潘金莲、王熙凤、林黛玉、薛宝钗这几个人物身上，对其他人物，包括《醒世姻缘传》的女主人公薛素姐的研究都不太多，有关女性形象嬗变的研究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