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张泰苏｜史景迁老师走了，人们为何爱听他“讲故事”？ |张泰苏|耶鲁大学

曾几何时，在史氏门下读书的经历让我首次对内外、人我之间的互动有了较为深入的学术体会，而噩耗所带来的精神冲击让这些体会再一次浮上心头。如果依然要以“内化”为题的话，我希望可以借此缅怀一下自己的老师。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缅怀史景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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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泰苏文
本文首发于雅理读书（ID：yali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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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 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5日），又名乔纳森·斯宾塞，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里郡，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 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95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曾任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12月26日下午接到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整理今年的雅理书单以及例行的年度回顾。在原来的想法里，今年的主题是“内化” ，着眼于各国政界与知识界在疫情第二年里所展现的焦躁不安、瞻前顾后、甚至内卷。这两年常在欧美听到的一句抱怨是”the pandemic has narrowed our horizons”（“疫情使我们的视野变得狭小”）。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疫情都在推动某种内部化转向：它减少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压缩了个体的活动与交流空间，进而大幅增加了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于是，人们的生活视野被迫由外转向内，他们的不安全感与风险规避倾向也与日俱增。这样的大环境既加剧了各国的内政矛盾，又使得地缘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大国皆有内忧，而内忧的升级又似乎将它们推向了更加强硬的对外姿态，试图以外部压力整合内政。这种做法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老教授的离世既打乱了我原有的思路，又给它们增加了一些新维度。曾几何时，在史氏门下读书的经历让我首次对内外、人我之间的互动有了较为深入的学术体会，而噩耗所带来的精神冲击让这些体会再一次浮上心头。如果依然要以“内化”为题的话，我希望可以借此缅怀一下自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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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教授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左起为葛维宝、基辛格。
我认识史景迁是2002年秋季的事。当时他正在准备《前朝梦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一书，需要招聘一名研究助理，来整理并翻译张岱的部分诗文。作为有古文功底且靠奖学金艰难度日的大二国际学生，我不假思索地提交了申请。于是，这份工作成为了我之后几年的生活主线之一：每两周整理好一批文献，和史氏在他心仪的Naples披萨店或Timothy Dwight住宿学院食堂开一次食物质量堪忧的午餐会议，喝一杯可乐，管历史系要一份工资，然后重复。顺理成章地，我选修了他著名的“现代中国史”讲座课程，之后又在大四时请他担任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并在读法学院期间给他做了两年的课程助教。到了2008年，随着他的正式退休，我进入濮德培（Peter Perdue）教授门下读历史学博士，由此结束了六年的史门学习、工作之旅。再之后，老教授的身体不佳，除了偶尔到他家中一聚，确实较少在校园里看到他了。他离世的噩耗虽然来得突兀，但这些年下来，他的学生和同事们也并非没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