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张泰苏｜史景迁老师走了，人们为何爱听他“讲故事”？( 三 ) |张泰苏|耶鲁大学

在学术传承层面，这样的天赋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极强的共情能力有助于因材施教，但另一方面，共情能力本身极难被教授、被继承。一方面，史景迁无疑是一位极为成功的博士生导师，数十年间培养出了彭慕兰、柯娇燕等一系列顶级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仔细观察这些学者的研究风格，会发现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和史景迁本人走了同一条方法路线，彼此之间也千差万别，几乎没有学派共性。这当然不是因为史景迁本人“不想传” ，而大概是因为他的学术天赋“不能传” 。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二十年间，我虽然时常对史景迁的学术境界心向往之，但也并没有把它看作非常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史景迁|张泰苏｜史景迁老师走了，人们为何爱听他“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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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图书馆/校园
如今这个愈发“内化”的政治环境却使我对共情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体会：即使无法完全做到，但我们依然需要努力尝试。各大国的内忧外患多源于世界观的极端分化，源于对于他人的不理解，乃至于“不愿意去理解”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内政治矛盾自有其经济基础，但纯粹的经济矛盾又不足以解释如今不断加剧的政治两极化，必须在经济基础之上承认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同样，中美之间的冲突自有其物质基础，但纯粹的物质利益又不足以解释两国间的沟通困境，必须在物质基础之上承认意识形态与世界观差异的主观能动性。随着疫情的到来，人们被局限于更加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人群之间本就脆弱的沟通渠道也愈发堵塞。
彻底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困境或许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甚至不一定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工作：毕竟人类社会的自我认知依然建立在各种内外之别上，一旦失去了它们，或许会丧失其根本的凝聚力。即便如此，在整体“内化”的大趋势之下，多做一些共情方面的努力似乎总不是坏事，起码可以帮助这个危机不断的世界略缓一口气，为人们多寻找一些彼此体谅、相互交流的余地。一年前傅高义去世时，中美双方都有很多人在感慨，傅氏那种以善意去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在西方世界已不多见。史景迁离世之后，这种感慨恐怕又要加深，但反过来想，它的存在本身也恰恰说明：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会对善意的相互理解有着一些根本性的需求。理性的共情或许艰难，但没有它的世界该是何等残忍？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些许共情对于宏观局势并无实质性益处，但它依然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斥着焦虑与内卷的时局中放掉一些不该有的执念，看开一些，活得优雅一点。史景迁或许是我见过的最从容不迫、最优雅的学者：他的共情能力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于是他的精神生活也鲜少拘泥于眼前，始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悠游于历史的彼方。许多年后，如果我和后辈谈起自己的师长们，我或许不会和他们分析史景迁如何解读明末清初的士人心态，但一定会仔细描述他那份从容与优雅，并希望他们能从中体会到些什么。在我的记忆宫殿里，他依然徜徉于秋日午后的耶鲁校园，或者在披萨店的角落里倒上一杯咖啡，通过几卷不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边角资料，隔着数百年的时光，和某位历史人物聊着天。
谨以此文，纪念吾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