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年|陈迎年丨认识论?意识形态?存在论——牟宗三的荀子阐释批判 |荀子|牟宗三|哲学|康德|马克思

认识论?意识形态?存在论
——牟宗三的荀子阐释批判
作者简介丨陈迎年，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丨《人文杂志》， 2013年10期。
摘要
牟宗三对荀子判法的先扬后抑，十分引人注目。这既反映了荀子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了牟先生哲学道路的转进，更透露了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时所遭遇到的困境。本文认为，一、牟宗三前后期对道德与知识、中国与西方等方面关系的不同论述，有着某种自我建构-解构的循环功能；二、前期对荀子认识论的重视等，能够部分解除后期智的直觉的道德形上学的意识形态遮蔽性；三、客观精神的建构，在保证儒家能够针对中国人的生存现状而言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儒学的存在论意义也应该奠基于此。
中西会通，使道德与知识之争显得分外惨烈。荀子的性伪之分，又让荀子处于旋涡的中心。荀子是知识论的，还是道德学的?是儒家正宗，还是别子?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等等问题纠结在一起，常常将人撕裂为二。 “当代大儒牟宗三”即其例也:一方面，他每每乐道道德的理想主义比之于知识学的优越处，强调中国对于西方的拯救意义，则荀子被判定为不见道的别子；另一方面，他悲痛于道德缺乏客观性，除却自律而别无他道以约束之，以致常常幻化为任性，又判荀孟并列而为孔学之不可或缺的两极。这里截判分明，似乎不具备任何寻找整体性的可能。
然而，如果说荀子的思想并不只是一种杂凑，那么就有必要重新思考道德与知识的分裂及分裂双方的本源统一性问题，或者说思考“道德教化之精神”的客观化及其限制问题。它影响到荀子的历史定位，更事关儒家文化的现代性，即儒学传统是否可以与时俱进而能针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发言的问题。
一、遮蔽与解蔽
人们渴望进入真理的无蔽的状态。然而，被遮蔽的却往往是真理的本相。孔子的“必也正名”(《论语·子路》) ，孟子的“不得已”而“距杨墨”(《孟子·滕文公下》) ，都是因为真理已经被遮蔽了。被遮蔽并非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或者是某种能够轻易去除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恰恰是最有可能成其为遮蔽的。这是整个人类都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例如那个在《沉思录》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口号的英国人培根，就在《新工具》中留下了著名的“四假相说” ，以示真理之本质性难以到达。德国人康德更是敏感于“误谬之惑人影响” ，直接断言“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 。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康德的第一批判问世以后，人们常常在认识论的框架下看待遮蔽和解蔽问题。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且不说“正名”、“绝四”就首先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不论“距杨墨”第一关注的是“正人心” ，只来看康德。在“现代尤为批判之时代，一切事物皆须受批判”这句话之后，康德紧接着道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宗教由于其神圣，法律由于其尊严，似能避免批判。但宗教法律亦正以此引致疑难而不能得诚实之尊敬”；即是说，只有通过自由而公开的检讨，才能唤醒人们心灵深处对于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这其实已经是一种信仰，而进入实践理性的领域了。
这并不是说“认识论”是一个“错误”的话题，而是说，要真正建立认识论，必须跃出认识，进入实践。康德将这称之为“界线” 。托拉西沿此思路写下了四卷本的《意识形态要素论》，其主要任务是建设一门基础性的“观念学”(ideology) ，即通过“从思想回溯到感觉”的方法，将政治、伦理、法律、经济、教育等各门科学的基本观念“还原”为感觉性存在，以摈弃宗教、形而上学及其他各种权威性的偏见。而马克思则直接将自己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解蔽工作命名为“意识形态批判” 。它声称，在意识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观念或精神，而是物质的关系(社会秩序、社会地位等)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那些采取了“普遍的形式”的观念，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争取其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伪装。面对这种普遍的伪装，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争取自己现实利益的现实的斗争，成为历史实践中的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