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洪纬读《成为三文鱼》︱活成猪的三文鱼 Salmon|自然环境|寄生虫|鲱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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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 [挪威]玛丽安·伊丽莎白·利恩著，张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352页， 75.00元
一、临渊羡鱼
凉爽的秋风徐徐吹过，人们悠闲地在海边散步，仿佛横行肆虐的病毒已经远去。岸边不断有成群的小鱼儿随着波浪缓缓摇曳，我不知不觉停下了脚步，欣赏着它们的袅娜多姿。鱼群犹如龙蛇般柔韧，组合千姿百态，圆形、八字形、梨形……好不快乐。
时间倒退一点点，它们的长辈亦是如此，集群在宽阔的海洋里，嬉戏玩耍，涌向岸边，进入港口。拥挤引发缺氧的时候，个别鱼儿还会跃出水中，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这时，我年幼的孩子会兴奋地叫道：“妈妈，飞鱼，鱼在飞！”它们是我夏末秋初的生活乐趣。有时，为了追寻它们，我还会沿着海岸线驱车一路侦查。
它们是当地人不屑入口的一种大西洋鲱鱼（俗名Bunker）。没有垂钓爱好者的叨扰，没有渔民思量着如何将之一网打尽，这对它们来说，或许是幸运的。它们在大海里雀跃，欢腾，跳着集体舞，营造出欢快的氛围。对于观鱼者来说，这该是临渊羡鱼的最高层次吧！可是，它们能够体会快乐，感觉悲伤吗？目前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鱼类可能缺乏这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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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梨形的大西洋鲱鱼幼鱼群（洪纬摄）
二、努力“成为”鱼
回到家，我从书架上取下漂洋过海、历经三个月旅程缓慢抵达的中译本《成为三文鱼》。看着封面上奋力前行的三文鱼们，我好像不再那么开心。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三文鱼开始在挪威密集养殖，三文鱼的全球供应量由此大增。酷爱三文鱼的北美人和欧洲人为此振奋不已。以三文鱼为生的北美阿拉斯加人却愁苦不堪，在相对廉价的养殖三文鱼供应充足的冲击下，野生三文鱼的价格曾经一度跌入谷底。
好景不长，养殖三文鱼很快成为微生物滋生的温床，由此波及野生三文鱼。始作俑者是海虱和一些病毒。海虱是海洋中的一种常见寄生虫，属于微小甲壳纲动物，营体外寄生，吃寄主的黏液、表皮组织和血液。其下的鱼虱属和疮痂鱼虱属寄生在海鱼身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警告人工养殖三文鱼将对未来的自然环境存在巨大的破坏力。养殖三文鱼密度大，一旦鱼体感染了海虱，就会大量暴发。由此，局部海域海虱浓度大幅度攀升，游经此地的野生三文鱼无辜遭殃。
水域里的病毒传播也是一个极度危险因子。 1995年，一种病毒攻击了南澳大利亚水域，每天传播三十公里，留下了大量的死鱼。大量塘鹅、企鹅被活活饿死。有些病毒一晃而过，有些病毒连绵不绝，三文鱼贫血症病毒就是这样的顽固分子。首次发现该病症是在1984年，在挪威的一个养殖场里。当时传播缓慢，过了几年才出现大规模爆发。养殖场内的三文鱼感染该病后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百。再过了一些年头，该病毒从北半球渐次传到了南半球， 2007年世界上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公司“海洋捕捞”（Marine Harvest）在南美智利首次发现了传染性的三文鱼贫血症。
面对疾病的大肆进攻和逐渐消失的野生三文鱼，科学家、经济学家、人文学者纷纷开始反思养殖三文鱼的弊端，试图唤醒人们对自然母亲的敬畏之心。除却大量学术论文，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关于三文鱼的著作，比如裘德·伊莎贝拉（Jude Isabella）的科学回忆录《三文鱼》（ Salmon），马丁·李·穆勒（Martin Lee Mueller）的《做三文鱼，做人》（ Being salmon ， Being human），还有马克·库兰斯基（Mark Kurlansky）最近出版的《三文鱼：一条鱼，一个地球，以及它们共同命运的历史》（ Salmon: A Fish, th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Their Common Fate）等等。想起这些，一种悲伤感在我心里油然升起，之前观鱼获得的愉悦感消失殆尽。在我看来，养殖三文鱼是不幸的，也是痛苦的。它们在饱受疾病的困扰时，还无形地承担着“大自然破坏者”的恶名。我手里捧着的《成为三文鱼》是要为养殖三文鱼正名，还是要突出工业化养殖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抑或是其它？这只能通过阅读慢慢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