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张汝伦｜黑格尔和现代国家( 四 ) |海德格尔|思想家|自由主义|黑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自会服从国家，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监狱成了现代的创造性标志，而暴力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集权主义是现代国家由来有因的一个特性” 。事实上自由主义及其道德哲学功利主义只能在意识形态上为现代社会辩护，却无法直面它的问题。 1999 年在西雅图的抗议和 2000 年在达沃斯的示威，都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少数人正在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人们津津乐道《财富》杂志前几十位的富翁，却对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不屑一顾。相反，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往往会被扣上“民粹主义” 的帽子。黑格尔，以及在他之前的伯克，都曾设想过社会与国家的二元构架。前者是世俗利益的领域，而后者是道德和正义的领域。后者高于前者，也就是良知和正义永远在个别利益的追逐之上。
黑格尔并不否认作为现代意识形态支柱的抽象自由和抽象权利的正面作用，但它们归根结底属于私人权利和私人福利，不能成为共同生活的原则，也不能成为国家的基础。它们本质的任意性使它们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市民社会只是将它们外在地纳入一种相互承认和依靠的秩序，却无法使它们具有理性的普遍性。
但是，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原子式个人的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不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瓦解，不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会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合情合理。国家不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而只是保护个人追求自我利益及其结果的工具。在自由主义的修辞学中，个人＝经济人；自由＝财产；理性＝工具理性。那个韦伯指出的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标志特征的理性化（合理化），其实质恰恰是非理性。换言之，现代社会极度的理性化，不可避免要产生非理性。因为理性化只及手段，不及目的。例如，赚钱以确保生活水平是合理的和可理解的。但为赚钱而赚钱事实上成了现代社会（市民社会）的目的，这就特别不理性。现代社会手段的理性化恰恰造成了目的和生活方式的非理性。而竞争的个人间的利益冲突，更使市民社会成为残酷竞争的战场。霍布斯讲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不是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倒是自由竞争的现代社会的现实。
当然，市民社会自有将各个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整合在一起，通过其抽象普遍化的制度，形成一个秩序的机制。但这种整合只是外在的整合，并不具有理性的普遍性。它不能真正消除市民社会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更不能保障和维护社会全体的利益。黑格尔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国家才能建立理性的自由。但黑格尔所讲的“国家”不是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的现代国家政权或国家机器，而是指作为人们共同生活基础的伦理与文化共同体，当然，它也是一个主权政治实体。国家的本质不在其外在的权力—暴力特征，而在其内在的理性性质。国家是保证个人与社会充分发展的结构，黑格尔将它称为“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建筑结构” 。国家体现了理性的秩序与自由。它不是要取代市民生活，而是要保护它的利益。它是个别与普遍的完美统一。如果说，在市民社会中人们是基于各自利益才联合在一起，那么在国家中，人们是基于理性自由地决定联合在一起。在国家里， “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仅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它们的权利得到明白承认” 。
但另一方面，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因为国家代表全体利益。人服从国家并不是取消个人自由，而只是限制他的抽象自由，却意味着他获得实质的自由和解放。他不再受制于任意偶然的意志和欲望，而能为公共的善即全体利益作出理性的决定，这才是他真正的自由。总之，国家是全体利益的代表和保障。在市民社会中，人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无人去管全体利益。而一旦从市民社会进到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与其更大的社会语境的统一），市民社会即现代社会的问题就解决了，人类也就达到一个理性的完美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