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张汝伦｜黑格尔和现代国家( 五 ) |海德格尔|思想家|自由主义|黑

目的论世界观使得黑格尔的这个信念过于大胆与乐观了。他的“国家” 只能存在于他的哲学中。现代国家更近于霍布斯的利维坦，而不是他所谓的“具体自由的现实” 。黑格尔的国家理念注定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只能是一种理想，而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冲突。现代市民社会的冲突表现为三种基本现象：1. 普遍的（单一市民社会与全球范围内）财富和资源分配不公；2. 私人利益凌驾于公益之上；3. 目的的非理性和意义匮乏。黑格尔早就看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与公共特殊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现代社会实际上缺乏内在的共同生活基础，它的文化分裂和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古典自由主义曾将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建立在契约论的神话上，但黑格尔认为，契约不管怎样只是个人间的约定，本质上是任意的，而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必须是普遍必然的。自由主义眼里的国家，根本不是他心目中的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古典自由主义还承认国家作为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裁判个人间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仲裁机构的必要。而新自由主义却将市民社会的逻辑发展到极致，公然对国家以及其他人类共同生活的结构形式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机制和经济关系是维系人类共同生活的唯一纽带，个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应有任何障碍和限制。经济价值成了唯一的普遍性价值，而以普遍价值面貌出现的抽象的自由与权利，只是这个价值的意识形态注脚。人们可以出卖月球上的土地，却无法制止对地球的掠夺性开发；人们有生产和销售军火的权利，却无法禁止谋财害命的军火贸易。抽象的权利和自由的确有巨大的解放作用，但它们同时也有瓦解人们共同生活和破坏人类共同利益的可能。为此，黑格尔寄希望于国家这个伦理生活的共同体，以为它能让自由和权利在一个普遍理性的框架中得到实现。事实证明这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只能是另一个乌托邦。
汉娜·阿伦特曾极为深刻地指出，现代的政治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共同意志之体现的公共领域日益萎缩；另一方面是国家（政府）“ 沦为一种更加有限、更加非个人化的行政区域” 。 “政府的职能是向私有者提供保护，使他们不致在为取得更多财富而展开的竞争中互相侵害。 ……人们所共有的唯一的东西是他们的私人利益。 ”1 在私人利益高于一切，并成为社会基本原则的现代，国家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公器” ，或共同利益的代表与维护者，它不可避免、程度不同地为强势集团所支配。即使当国家以人民和全体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与权利时，仍然是如此。黑格尔心目中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存在。
但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必须有一种体现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性力量来制约市民社会；否则，人类的前途并不美妙。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外，不以私人利益为取向的公共领域，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有一个自由讨论和决定公共利益的地方，有一个维护公共利益的场所。没有这样一个场所，人类生活就缺乏将人们团结维系在一起的内在条件，人类的命运将操纵在少数人，甚至“无人”——市民社会自身的无情机制——的手里。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快，这个“无人”的权力也在加速扩张，就像不久前的金融风暴所告诉我们的，它已经是一个无法约束的可怕势力了。然而，一个关心人类共同利益和幸福生活的公共领域在今天的世界可能吗？它难道不是又一个乌托邦吗？至少绿色运动和其他一些民间的政治形式，如与世界经济论坛针锋相对的世界社会论坛，还能使我们抱有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