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群|在印度，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位“不可接触者”( 二 ) 社会|象群|种姓|利特|潘卡杰·

在等级秩序中，婆罗门因为祭司和学者的“纯净”职业而位于顶端；而达利特人，则因为接近人的排泄物和其他会造成污染的身体物质而位于底端。比如说，安倍卡就属于这样一个亚种姓。这个亚种姓的人走路都要把扫帚绑在腰上，扫掉自己的脚印——据说，他们的脚印会带来污染。在一众活动家中，他为此而深感沮丧：因为种姓，达利特人不能接受教育也不能拥有财产，他们“彻底失能”了，就像他在《消灭种姓》（Annihilation of Caste, 1936）中写的那样：

他们不能持械，而没有武器，他们也就不能反抗。他们都是犁地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注定是犁地的人——但人们又绝不允许他们把犁变成刀剑。他们没有刺刀，因此每个人只要想，都能坐到、也真的坐到了他们头上。因为种姓系统，他们不能接受教育。他们不能想、也不能了解他们的救赎之道。他们注定卑贱；因为不知道怎样逃脱，也没有逃脱的手段，他们顺从了永恒的奴役，把它当作不可逃避的命运来接受。

多年来，人们一直用各种宗教的、哲学的理论解释来为这可怕的命运正名。信奉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t）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声称，从事人工清粪工作的人，早就意识到“为全社会和神的福祉而工作”是他们的“义务” ， “这个清扫工作也是一种灵修，应该一直做下去，做几个世纪”都不算久。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事实的鼓励。种姓制度的受害者，深刻内化了它的价值、信念、偏见、恐惧和禁忌。印度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如此，他们的祖先试图通过放弃印度教来逃避不可接触的污名：苏迦塔·基达拉的家人就皈依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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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潘卡杰·米什拉（Pankaj Mishra, 1969- ），印度非虚构作家、小说家， 2014年莱比锡图书奖（欧洲理解奖）、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非虚构类）得主，代表作有《不动感情的狂热者：自由派，种族与帝国》《愤怒年代：一部当下的历史》《来自帝国的废墟：再造亚洲的知识分子》等。
这种逃避，也是在含蓄地向顺从和义务的等级规范屈服。长期以来，这样的屈服使被压迫的种姓无法团结，预先消除了底层协力反抗这整个极不公正的系统的可能性。的确，与美国简单地把白人置于黑人之上的等级制度相比，印度的多层社会秩序看起来更有组织。唐纳德·特朗普的出现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主流化使人们重新注意到， 19世纪非裔美国人所受的屈辱，起到了肯定穷苦白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作用。美国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写道， “因为有更低的种姓存在，白人才有了某种平等，需要白人来填补奴隶种族在这里占据的位置的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平等。 ”
但在印度教的种姓系统中（就像安倍卡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定义这个系统的是“分级的不平等”）， “除在社会金字塔底的那个阶级外，没有哪个阶级完全没有特权”；“每个阶级都想维持系统” ，并且也确实通过支配或贬低它下面的那个阶级做到了这点。马拉地诗人戈文达拉杰（Govindaraj）说得更直白：印度教社会是由这样的人构成的， “他们向上面的人踢过来的脚低头，同时又在踢下面的人，从来不会想去抵抗上面的人或不要欺负下面的人。 ”
戈文达拉杰的概括，出自19世纪晚期；在21世纪，这个概括在很大程度上说依然有效。比如说，今天，在农村地区，对达利特人最狠毒的往往是一度低人一等的中层种姓（许多上层种姓出身的印度教徒已经迁出农村，去了城市）。的确，越来越多位于等级结构底层的人，也在奋力抵抗上面踢过来的脚。近几十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围绕达利特认同组织起来的政党和社会运动。达利特人在政治上的觉醒对选举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眼下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权，也不得不摆出造福达利特人的立场，哪怕主导这个政权的是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 1991年以来印度经济的自由化也帮助了一些达利特企业家，一些评论者因此而声称，在长久的耽搁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终于把印度人民从种姓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