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群|在印度，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位“不可接触者”( 五 ) 社会|象群|种姓|利特|潘卡杰·

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世界剧变，使人们不再相信正义与尊严的理想，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体福利观念，这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今天，形形色色的族群和种族基要主义渴望填补的，正是这个真空。基达拉对激进人士萨蒂亚一生的记述很有价值，它很好地说明了在以这些理想之名发动的革命变异为暴政之后，追求这些理想给被压迫者的生活带来（和持续带来）的道德能量和目的。诚然，对萨蒂亚及其达利特同胞看来，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它提供的东西，无其他意识形态能及。自由主义不行，民族主义不行，甘地主义也不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许诺结合了智力的成长、政治的友爱和救赎的行动。基达拉写道，萨蒂亚“惊叹于这种思维方式——人可以像考察可以在科学实验室里研究的自然进程一样考察社会、社会中的人和他们做的事” ，以及“那种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即观念和文化会反映社会中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合适的条件下，特定观念的传播可以反过来促进社会变革” 。
当时印度最需要的就是变革，无论如何都是如此。因为就像安倍卡在1951年退出尼赫鲁内阁时警告的那样， “对阶级与阶级之间、性别与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这个不平等是印度教社会的灵魂）置之不理，继续通过关于经济问题的立法，无异于把我们的宪法变成闹剧，在粪堆上兴建宫殿。 ”通过阐发这些洞见，基达拉对印度偶像领导人及其靠山发起了毁灭性的批判。这些阵营追随者忽视了种姓和性别歧视这个核心问题，假设它会随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而消失。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机械地用于印度独有的情景，而这也是印度主流左翼历史性失败的主要原因——没有得到这个国家为数众多的被践踏人民的支持。
许多幻想破灭的达利特人选择不再让地方和国家立法机构里的那些上层种姓来代表自己，而是自己组织起来打游击。对他们来说，政治活动主义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意义的一个来源；这本身也代表了对逆境与不幸的胜利。基达拉在谈到奶奶的死的时候写道：
谁能想象会有数百男女扛着红旗、唱着《国际歌》来给这个瘦小、黝黑的“不可接触的女人” ，这个田地里的拾穗者、劳动歌的歌唱者、捣米者、教圣经的女人、铁路苦工的遗孀、种植园奴隶的母亲送葬？
在逃亡的活动家的生活中，个人的永远、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的。以下是在曼朱拉离开被迫接受一场可疑的包办婚姻时发生的事：
在曼朱拉走出家门那一刻，萨蒂亚崩溃了，他跪下哭泣。没人能安慰他。人们都以为他是因为不能出席妹妹的婚礼而哭泣。但不是。他想到的是从小没有母亲、被父亲抛弃的他们的共同的斗争，他们为接受教育而付出的努力，她这样的人被包办、安排的可耻方式。萨蒂亚·凯利·曼朱拉的命运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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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天命之女》（2017）截图。本片记录了五个来自印度最低种姓的女孩在住宿学校的成长过程。
在这样的时刻，基达拉的书获得了V.S.奈保尔的伟大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情感力量。奈保尔的书描述了一个契约劳工后代的孤军奋斗。把这两本书对照起来看，能够给人启发。毕司沃斯先生的原型是奈保尔的父亲，一个身在小殖民地的受过教育的婆罗门，梦想通过写作和攀附帝国都会来实现个体的救赎。最终，他的儿子也实现了这个抱负。而对一个身在印度，面对数个世纪的结构性的、被认为正当的不义的达利特女人来说，只有通过在国内发动一场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才能得到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