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群|在印度，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位“不可接触者”( 四 ) 社会|象群|种姓|利特|潘卡杰·

简单几句话，就浓缩了印度和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人，被赶进了封建地主、殖民者、资本家和其他“文明”人打造的世界。基达拉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所谓的传统，大多都很现代。以她对印度中部的“维缇（vetti）系统”的叙述为例，在这个系统中， “每村每户不可接触者都要把长子——在他学会走路和说话后——让给”当地的地主。她写道，这个系统起源于“英国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及土地改革，后者在创造一个压迫的地主阶级的同时，把低种姓的农民和工匠变成了奴隶劳工。 “虽然以传统的种姓等级为基础” ，基达拉写道， “但维缇系统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系统。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的古老，在十九世纪末前，人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和美洲的动产奴隶制一样，它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现代产物。 ”
但基达拉笔下的人物也不是只有贫、弱这两个维度，只是有待某种现代意识形态或制度（比如说世俗的民主制、印度教民族主义或全球资本主义）来把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原始存在中解放出来的受害者。相反，她纪念了他们的独创性和创造力，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和记忆。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访谈者，她对她的社群的故事、影像、神、禁忌和恐惧，展示出一种民族志的忠诚——她对其猎猪和婚庆传统的叙述尤其生动。她的文字中总是流动着强烈的情感。人们相爱，却又遭到命运和人为禁令的残酷阻碍。
这本书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是作者的母亲曼朱拉。这个天资聪慧的女人与根深蒂固的种姓偏见和厌女观念的斗争构成了叙事的情感之核。但书中最大的篇幅留给了基达拉的娘舅， K.G.萨蒂亚穆西（K.G. Satyamurthy），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革命家，在20世纪70年代组织过一支以“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解放农村，赶走地主，集中力量最终包围城市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游击队。
考虑到印度政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计划。但要说这个计划的支持者是没有抓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解放潜能的被蛊惑的失败者，那就太过容易了。摆脱英国的统治，并没有让达利特人感到欣喜；在达利特人看来，那个自由不过是统治阶级从白人变成了出身高贵的印度教徒而已。在1947年秋天的印度独立日节庆期间，一个“萨蒂亚此前从未见过的男孩”问他：“你觉得这个独立是给像你我这样的人的吗？”不久之后，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通过派他手下英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去镇压萨蒂亚所在区域的无地农民叛乱澄清了这个问题。
基达拉的书，也揭露了尼赫鲁的真面目。这个中产阶级和上层种姓印度人的英雄，也是印度最苦之人的折磨者。同时，它还澄清了为什么甘地上层种姓的家长作风对达利特人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甘地把印度社会系统多面的残酷，窄化到人工清粪问题上，声称需要改革而不是废除种姓制度。在写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切令人激动的、进步的东西都和共产主义有关”的时候，基达拉可能让更多的读者感到不安。但这是真的，不但对印度或达利特人来说如此，对亚非的许多其他后殖民地人民来说也如此。许多看似不相关的活动（写戏剧和小说，拍电影，朗诵诗歌，组织读书会、图书馆、劳工和抗议运动），都与第一代反殖民领袖没能实现的那个更广泛的解放许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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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特人的种姓反抗：
在粪堆上兴建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