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位俭｜“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文化视野 |乌托邦|田园|故乡|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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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距离2022年春节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随着疫情反复，多地已明确部署疫情防控措施，再次提倡“非必要不返乡” 。自2021年多地提倡“就地过年”以来， “原年人”群体及其心态一直备受关注， “就地过年”政策也因此引发热议。那么，为何国人一年结束之际定要归乡？现代乡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怎样从更深刻的历史构造中透视乡愁？本文指出，我们今天萦绕心田的乡愁，对于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恰恰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
“就地过年”争议背后，是国人对故园的乌托邦式怀想
杨位俭 |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原题《何以解乡愁》，为方便阅读，有删减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古典语境下的乡愁建立在更具整体性的田园理想之上，农耕型田园理想强调土地、劳作与世代赓续的价值，安土重迁、躬耕自食、讲修和睦构成了农耕文明的常态。相反地，各种形式的空间迁徙如征战、劳役、移民都可以成为农耕文明的变态，也正是在农耕文明的根基上，农事景象才被作为太平盛世的基本象征。田园将芜胡不归？一个“归”字浓缩了乱治兴替的情势之中“铸剑为犁”、“卸甲归田”的民众吁求，我认为这才是农耕型田园理想的文化基因：它是与动荡迁徙和无休止的征战牺牲相对抗而不断强化的乌托邦理想。
相对于古典语境中与农耕文明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田园理想和亲缘归依，现代乡土文学诞生于一种断裂性的语境中：现代人主动地背离乡土，置身于“自由的”但同时也是“无家可归”的普遍处境之中。故乡往往异化成了陌生的文化他者，即如《故乡》所开启的叙事模式。此后的乡土书写大多在无情地宣告故乡的终结。所谓“侨寓文学的代表” ，意味着孤身的状态，启蒙主义视野下的故乡变成了柏拉图笔下的幽暗洞穴， “辛苦麻木”的闰土们无异于那些将幻觉误作真实世界的“囚徒” ，原来与“我”休戚相关、血肉联系的空间逐渐异质化、荒诞化， “我”这个返乡之人，已无法再适应洞穴中的黑暗。
可以说，现代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流动性经验的表达和失去文化根柢的隐痛，乡愁问题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乡土生活意义丧失这个现实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又取决于如何重新审视我们的现代经验和重建共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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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搜狐
讲了一百年的乡愁故事
故乡的一片肃杀气象具有现代乡愁的原型特征，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类似的荒野化乡土书写：小说的叙事时间往往开始于肥沃的田野而终结于凋敝破败的荒村。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叙事模式具有强大的现实支撑，即确认乡村社会凋敝、败落是小说叙事的现实主义前提，这个前提包含了从经济基础、阶层构造到意义链条的多层次断裂。
文学中的叙事时间与历史趋势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乡土之所以被当作“过去” ，是因为它已不具有“未来性” ，而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只有那些具有未来性的东西才真正具有意义。荒野化的中国乡村属于现代性时间秩序下被遗弃的一端，这意味着我们文化母体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废黜，各种类型的乡土书写中所渗透的“终结意识”宣告了一种新的历史与神话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