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从古人的诗歌中，寻求自觉与超越的境界｜专访景凯旋( 五 ) 文学|杜甫|群星|诗歌|超越|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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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低的思想》，作者: 景凯旋，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
新京报：书中提到的不少诗人都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这也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传统。对这些诗人来说，隐逸和用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景凯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遁世与用世乍一看是矛盾的，但在中国古代士人身上却能相融无间，中国文化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感，很早就理性化了，但人的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总得有某种精神上的慰藉，这就是在儒道之间不断摆动。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奠定了士人出处进退的原则，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儒道互补” ，更早的钱穆也说过儒家是人生积极的促动，诗歌是人生消极的慰藉。能用世时则积极进取，不能用世时则抽身而去，至少不同流合污。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理性精神。
当然，在今人看来，这样做缺少一种普罗米修斯精神，但这也是西方在人是目的的现代观念出现以后才有的精神。唐代士人甚至也达不到明末清初三大儒的思想境界，观念总是在历史中展开和发展的，这不是他们的局限，而是历史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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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说到底就是超越此在的“当前化” ，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新京报：进入晚唐，书中写到杜牧对颓废美的迷恋。这种审美倾向与晚唐的时代氛围有怎样的关联？
景凯旋：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丹纳提出艺术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我觉得今天仍有参考价值，萧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也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说法，一直被中国文学批评家们奉为圭臬。杜牧的诗风与他的出身有关，但更与时代有关。他是唐代诗人中最有政治见识的一个，但在晚唐的政治衰退中，他一生都没能实现其抱负，建立功业，而诗人的敏感让他时时呼吸到一种大厦将倾的时代氛围，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正处于后人所说的晚唐，但他却知道开元盛世一去不返，无可用世，而当一个王朝没落之际，世家子弟是有文化本钱玩颓废美的，不像其他平民出身的士人那样凄凄惶惶，杜牧用颓废来抵御内心的无奈，这背后包含着对王朝循环的深刻认知，但最终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这个盘中之丸终究跳不出那个大势的盘。
新京报：写到李商隐时，书中有个很有启发性的对比，把李商隐和卡夫卡进行比较。两人的共同之处有哪些？
景凯旋：李商隐、杜牧在后世被称为小李杜，可见他们的诗歌地位是很高的。后人认为李商隐继承了杜甫，主要是指他的政治诗，尤其是他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笔力沉雄，堪与杜甫《北征》媲美，我写李商隐，没有论及他的政治诗，而是着重想从他的爱情诗深入其内心生活。将他与卡夫卡相比，并不是指他们创作上的风格相同，而是指他们在男女情感上的态度有相似处，都害怕爱情的结果，从而造成他们的作品难以确解。
卡夫卡一生与两个女性有过婚约，还有两个情人，但最终都没有结果，捷克作家克里玛就曾根据他解除婚约的谈判来解释《审判》。李商隐虽然结过婚，夫妻情深，但他一直好对其他女性怀有感情，这使得他创作出《无题》诗，并且采用一种迷离蒙眬的笔法，让后人难以把握其主旨。这两个毫不相干的文学家都能将个人狭窄的生活经历上升为一种形上的存在处境，正是他们的深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