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列夫！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春节：爆竹声中福运到( 二 )

恩斯特·柯德士善解人意，对不同文化的中国民俗有包容精神，他在报道北京春节时，对中国的民俗、习惯和表现很理解，他在书中引用了中国友人的话做总结，结束了春节一节。“春节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它代表着新生、复活，代表着春天的来临。春天里，日月、阴阳……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春天里，万象更新，新的一年、新的一页以及完全不同于往年的，每个个体的生活也是如此。”
对压岁钱有不同看法
外国人描述北京春节的腔调并非都是善意，有些人出于无知、偏见、误解，也有些人有恶意揣测和歧视。美国女摄影采访人员多萝西·格雷在其所著《穿过月洞门》中就有明显的不良倾向。
格雷在1924年前后曾在北京居住，并度过新春佳节，但对北京春节的印象不佳。她觉得“节日的前夕，我感觉到了一种格外的沉重，因为到了年关，所有的账款都该结清了”。清末时，一些西方人来京居住，学会了不好的做派，吃喝、买东西喜欢赊账，但到了年底就该结账，每逢此时此刻，他们会对催账的店家流露出不满。书中特别记录了她家结算牛奶账的事，似乎只有白吃白喝最好。在描述春节前结账习俗时，她可能有所不解：“到了除夕，那些依旧没有偿还债务的人，必须要赎罪——上吊，或是吸食过量的鸦片——那天晚上，债主们会提着一盏明亮的灯笼，四处走动。他们怒气冲冲地走在巷子里，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向欠债人要账。”老北京年代，确实有“提着灯笼齐讨债”街景，但很少有“怒气冲冲”或“斩钉截铁”的现象，大多人是和和气气的，债主与借债人很客气，而且一过除夕，双方即便见面也暂时不会提债务的事，即便如此，也没有多少赖账、不认账的人。显然，洋人难以知晓老北京局气、守信习俗。
格雷在书中写除夕时，还算公允：“除夕的晚上，每家每户都会举办一个隆重的宴会，届时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出席，哪怕他们千里迢迢地赶回来，也要齐聚在父母屋檐之下。”她说的是年夜饭。但说到小孩压岁钱时有些误解：“小孩子还会有几个铜板的压岁钱，让他们去赌几把”，对给小孩压岁钱的意义，格雷所知甚少，不知从哪儿臆想出来的“让他们去赌几把”。
由于对北京春节民俗的误解和不解，格雷在节日期间并不愉悦：“在这鞭炮的喧嚣声中，我们久久无法入睡。那之后的许多夜晚，我们都会被一些巨大的声响惊醒，我们还在纳闷儿，难道那真的是过年的爆竹声吗？”大年初一的街景也引发格雷的目光：“大年初一，那些一年四季整天开门营业、没有片刻休息的店铺，现在也关上了大门，大门上还贴着大红色对联，上面用金字写着‘生死由命，福祸在天’。横批上的穗子则低垂着，仿佛门帘一样。”不过她叙述得不够准确，春联的字不会是金字，是黑色毛笔字，也不会有“生死由命，福祸在天”这样的倒霉的、令人不愉快的字句。
灯节期间“金吾不禁”
春节，包括元宵节（上元节）给众多的外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俄国人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1811—1886），是沙皇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他在《窥视紫禁城》一书中，对老北京春节及灯节有由衷的赞美，令人印象深刻。他写到灯节的热闹景象时，有不少溢美之词：“在欧洲很难找到北京这样的灯节，也许只有意大利的狂欢节有点相似。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飞禽、走兽、行船、宫殿交相辉映，悬缀在大街小巷，布满了宅子店铺的墙壁。灯火通明，犹胜白昼。爆竹巨大的噼啪声震耳欲聋，湮没了人群阵阵的惊呼声。”科瓦列夫斯基记述的可能是前门大街一带的灯节街景。他在北京的那个年代，来华洋人都住在东交民巷内，从这里到前门（正阳门）只有咫尺之遥，他走几步就到了。灯节期间，前门“金吾不禁”，不关城门，他来去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