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列夫！清末民初，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春节：爆竹声中福运到( 三 )

老北京元宵节突出一个“闹”字，故有了“闹花灯”、“闹元宵”之说，正如清人范来宋所描述：“轰连爆竹五还遥，到处喧闹破寂寥。听去有声兼有节，闹来元旦闹元宵。”科瓦列夫斯基自然不知道“闹”字的含义，但从街景热闹中感悟到了欢乐，能让自己“舒缓一下心情”，并得出北京的烟花“无与伦比”和“十分便宜”的结论。据考，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过的春节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那时大清尚体面地屹立在东方，虽不能说是“国泰民安”，但在普天同庆的春节、元宵节时，华夏大地还是很热闹的，北京更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的景色。
说到老北京的灯节和灯，英国人哥伯播义在其所著《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中，对元宵节的灯更是赞叹不已：“只有在灯节，人们才能看到最多种多样的灯笼。这时人们将创意发挥到极致，设计出千奇百怪的动物形态。你会看到孩子们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笼：有的是带轮子的兔子灯，有的是挂在细竿上的鱼儿灯，有的是从贝壳里走出来的绿衣美女灯，有的是比较普通的灰翅蝴蝶灯或绿色蚱蜢灯，还有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吓人的动物灯，看上去有点像老虎。”他还叙述了“走马灯”，并认为“它的精巧构造值得一提”。他还提到“元宵节在中国是个盛大的节日，家家户户无论屋里屋外都灯火通明，人们经常会借助‘蜈蚣灯’来达到这个效果”。由于年代很久了，北京已见不到“蜈蚣灯”了。
当年，前门外廊房二条是“灯笼一条街”，其主要产品是“宫灯”，至于元宵节小孩子们玩的走马灯、兔子灯等，多为小孩家长所做。哥伯播义是1848年在浙江宁波传教，他的《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主要记述江浙一带的景物，但灯节的记述与老北京灯节无异。老北京宫灯制作享誉中华，德国人约翰·拉贝在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曾记述老北京春节的灯：“中国的灯笼也要比我在欧洲见到的任何一个都漂亮。每年全国的人都要举行灯笼节。”他所称的“灯笼节”，即正月十五上元节。
此外，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的《唐土名胜图会》对元宵节时老北京的灯节也有所记录。他们认为灯节“真是圣代娱乐”，“自初春八日到十八日，细剪百绣，其美无法言表。每家楼檐挂着花灯，火光灿烂，像是天上群星相连照耀”。并且提到了当年出现在灯节里的冰灯“宛如白玉成列，白银交织，贵贱汇集，无不称赞”。而今，北京城里再也见不到冰灯了，他的描述是让人神往的。
对拜年习俗很感兴趣
与欧美人不同，日本人对中国的春节乃至其他节日并不陌生，因受中国文化熏陶和影响，有些中国节他们也视为自己的节日来过。丸山昏迷在《北京》一书中，专门记录了老北京的春节。丸山昏迷（1895—1924）是学者和采访人员，民国之初在中国工作多年。有人评价“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化人，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他曾拜访过李大钊、周作人，翻译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应该说是一位对华友好的人士。在《北京》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热闹场景。他从正月初一介绍到正月十九的“燕九”，除了有市民民俗活动外，还介绍了庙会、灯节等。在介绍腊八粥时，他称之为“百果粥”，“类似日本的七草粥”。腊月二十三祭灶，他称之为“灶台祭”，并说“灶神是周礼五祀之一，几千年来一直流传至今”。
丸山昏迷笔下的中国春节，与西方人的记述有很大不同，字里行间表现出中国民俗文化对日本民俗文化的影响之深。他在“桃符”一节中写道：“在日本，从二十五开始装饰注连绳和门松，以增加新年气氛。在中国，松树一般认为是墓地用树，不吉利，代之以桃符，又名‘门神’，有守门驱鬼之意。”他对“门神”的解释和溯源，与中国民俗介绍的一致。像对联（楹联、春联等），西洋人看着莫名其妙，不知写些什么，但有文化的日本人都看得懂，因为他们识汉字。丸山昏迷对节日出现的春联很有兴趣，他不但认为各行各业的春联“句句贴切”，并“着实让人感受到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