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博：二人转《大西厢》与元杂剧《西厢记》（二） |大西厢|西厢记|崔老夫人|崔莺

作为长期在东北戏曲舞台上演的经典剧目二人转《大西厢》，其题材内容、故事模式和人物形象主要来源于元杂剧《西厢记》，同时二人转《大西厢》也参考了清代鼓词《西厢记》和清代子弟书《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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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厢》西厢听琴剧照
关于二人转《大西厢》和元杂剧《西厢记》的渊源关系，笔者在拙文《从〈西厢记〉到二人转〈大西厢〉的审美变异》（《戏剧文学》2015 年第 9 期）一文中已经作了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当这部“天下夺魁”的《西厢记》跨越千山万水播撒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的时候，东北民间艺人对其进行了适应二人转表演形式的改造和适应关东农民审美情趣的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元杂剧《西厢记》的文本价值得以重构。
以下笔者试从主题意蕴、表演风格、接受心理三个维度阐释二人转《大西厢》对元杂剧《西厢记》的价值重构。
一、主题意蕴的重构：从挣脱礼教的终成眷属到源于人欲的自由结合
关于元杂剧《西厢记》的主题意蕴，前人论及颇多，研究者的共同指向在于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永恒的爱情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的观念前提便在于肯定情欲、挣脱礼教，因此， “因情反礼”成为了《西厢记》主题意蕴的核心指要，也是促成崔、张爱情由萌生、发展到最终成熟的重要推动力。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想要获得理想的爱情就必须跨越两重束缚：其一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伦理权威和文化权威的胁迫和压制；其二是莺莺自身因为相国小姐的身份和长期的封建教育积淀而形成的权威人格的制约。这两重束缚的根源都在于封建礼教，因此，整部《西厢记》的主题意蕴就是“情”与“礼”的拉锯战。
作为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老夫人以“母亲”这一强大的伦理角色对莺莺追求自由爱情的萌动意识进行压制，甚至百般干涉崔、张二人顺理成章的美满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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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连环画
《西厢记》中老夫人的两次赖婚都是凭借“母亲”这一强大的伦理角色所生发出的“越俎代庖”式的行为模式，崔莺莺面对母亲这一强大的伦理角色也只能静待命运的裁决。
当崔、张二人“私下结合”的越轨行为被察觉后，老夫人又以相国夫人所拥有的至高的文化权威为武器指责莺莺玷辱家门、痛斥张生越礼违法。在无法改变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又以“崔家三代不招白衣婿”为由，逼迫张生进京求仕，以严酷的礼教“拆鸳鸯两下里” 。
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崔莺莺对“情”的坚守和红娘的推波助澜是她叛逆礼教的力量之源，但礼教濡染下的权威人格又让她彷徨犹豫、踟蹰不前。权威人格是与权力感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人格特征组成的人格类型。 “虽然不同学者对权威人格的描述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权威人格具有服从权威和以权威自居的双重心理特征。 ”[1]
因此，我们看到，《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既服从作为礼教捍卫者的老夫人所拥有的伦理和文化的双重权威，又因为相国小姐的身份而尽力彰显出“恪守礼教者”的姿态。面对红娘的遮遮掩掩、装腔作势，面对张生的忽冷忽热、反复无常，都是崔莺莺的这种权威人格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