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博:二人转《大西厢》与元杂剧《西厢记》(二)】从元杂剧《西厢记》到二人转《大西厢》 , 观众的接受心理发生了巨大嬗变 。 “西厢故事”的源头本是唐代的一部传奇小说《莺莺传》 , 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 , 到了元代 , 王实甫成功地将这个悲剧故事改造成了一部爱情轻喜剧 。
“西厢故事”被搬上戏曲舞台后 , 很快受到底层民众的广泛关注 。 朱有燉《诚斋乐府》卷一【醉乡词】《风流秀才》:“论文章在舞台 , 赴考试在花街 , 束修钱统镘似使将来 。 把《西厢记》注解演乐厅 , 捏下个酸丁怪 。 ”描写一位秀才放弃功名 , 投身杂剧事业 , 在戏曲舞台上演绎崔张的爱情故事 。
清代乾隆年间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第四十八回描写了庙戏演出《西厢记》的盛况 , 帮闲夏逢若拉谭绍闻去瘟神庙看戏:“闲叙中间 , 已到瘟神庙门口 , 进的庙院 , 戏台上正演《张珙游寺》一出 , 看戏的人挤挤挨挨 , 好不热闹……谭绍闻接茶时 , 恰值到惠明出来……这底下也不过是白马将军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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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安制古彩西厢人物瓷板
在现存的资料中 , 虽无元代《西厢记》演出情况的记载 , 但通过明清两代的相关记载 , 便可推知元代杂剧舞台上《西厢记》的演出盛况 。
王实甫将“西厢故事”搬上杂剧舞台后 , 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广泛的接受与认同 , 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西厢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契合了底层民众“扬情反理”的价值追求 。
元明以来 , 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 , 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另一方面 , 在城市经济日益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 , 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 , 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要求 。
在这种背景下 , “扬情反理”成了底层民众最普遍的接受心理与价值追求 , 《西厢记》的演出所以在元明清戏曲舞台上盛况空前 ,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契合了元明以来底层民众最普遍的接受心理 。
元杂剧《西厢记》经由长期的舞台传播和民间说唱艺术的改造 , 被搬上东北戏曲舞台 , 成就了体现关东农民审美情趣的二人转《大西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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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大西厢》磁带
从元杂剧《西厢记》到二人转《大西厢》 , 无论是戏剧冲突的设置 , 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剧本语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一代又一代的关东农民可以无视《西厢记》的存在 , 却久久沉迷于二人转《大西厢》而无法自拔 , 这其中又彰显着关东农民怎样的接受心理呢?
根据杨朴先生的研究 , 二人转中的一丑一旦来源于东北大秧歌中的上、下装 , 东北大秧歌中的上、下装又来源于东北诸民族的民间舞蹈和萨满跳神舞 , 而东北诸民族的民间舞蹈和萨满跳神舞又来自东北远古时期的圣婚仪式 , “这种圣婚仪式的形式是 , 两个祭司或萨满装扮成女神和她的配偶 , 进行迷狂的‘二神转’;‘二神转’的主要形式由这样几部分构成:男神绕着女神舞、二神对舞、交媾舞和参加圣婚仪式的人们模仿‘二神转’的二人转等 。 ”[3]
祭司或萨满装扮“二神”舞蹈的目的既是为了娱神 , 也是为了娱人 。 当祭司或萨满的舞蹈达到迷狂状态时 , 才能让女神彰显出那种强大的创造生命的能力 , 才能引发参加圣婚仪式的人们也进入迷狂状态 , 进而获得神圣的生殖能力 。 这种由“二神”舞蹈而引发的迷狂状态 , 是东北先民一种重要的心理原型 , 久而久之便进入了关东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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