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锦瑟华丽（李商隐四题）｜新刊( 六 ) |张炜|锦瑟|蓝田

尽管在唐代文人中这类情事见怪不怪，有些诗人也不避讳，如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所写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经历。他与当时名妓薛涛、名伶刘采春的恋情，也记录在《折枝花赠行》《寄赠薛涛》《赠刘采春》等诗作中。再比如白居易诗中的那些“翠黛红袖” ，还有杜牧的“卷上珠帘总不如” ，苏轼的“采菱”“拾翠”以及辛弃疾用来“揾英雄泪”的“红巾翠袖”等。虽然这些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并未载入正史，却如雪泥鸿爪般留下了一些痕迹。但这并不等于捕风捉影，更不能穿凿附会，无中生有。
一部分诗评者最乐于探究男女情事。诗，所有的艺术，都必然要写到情感，尤其是两性之情。但是一定要给所有情爱都找到具体着落，这是不可能的。诗人的情爱一定要告诉大家，并非正常。诗人多情，以至于滥情，以至于不堪，阅读者才感到满足，那实际上满足的是自己不正常的窥视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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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在后来乃至今天，李商隐当年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于是他不得不稍做一辩：“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 ”（《上河东公启》）诗人大抵还是一个老实人，他在此如实相告，也是迫不得已。一写到女子和情爱，就要联想这位才子和某位佳人有情感纠葛，实在是非常功利和庸俗的。写诗，尤其是飞扬想象之事，作者不可能将自己的情事写成报告书，转达给好友和后人。一个诗人要将这些事情留以备考，而且如此真切、琐细和具象，那就成了暴露癖。无此癖反而被看成是不正常，这也实在怪异。
不必讳言，古代诗人有时要以诗为记，写出许多“诗日记” ，但这只是一种特例，是一眼即能看出的。有时候作者还要言明在先。可见若不是作者言明，皆不宜当作纪事诗看待，因为读者没有这样的权利。以看出某些“门道”为能事，实际上不过是无聊和无能。有的考证者具体到某首诗写了哪个女子，在哪里交往乃至倾诉情感之状，竟能一一指出。例如《明日》这首诗，有人将诗题臆断为“言外是追忆昨宵，故题曰明日也” ，考证其中“知处黄金锁，曾来碧绮寮”两句，便说与诗人相会的女子一定是深居绮窗绣户的官家女眷，两人“金风玉露一相逢”之后， “便是隔三桥” ， “三桥”含银河相会之意，意谓以后相会殊为困难。这样的窥视之学怎么能算文学审美？这分明更适合做警事侦探工作。
我们作为读者，守住自己的本分更好，那就是面对文本，在赏读语言艺术中获取一份陶醉。有人说自己不醉，那也会有其他感悟。唯有对号入座不是正途。
李商隐之多情，正像一切杰出的文学家大都多情一样。他可能有沉迷情网的时刻，哪个年轻人不曾有过这种沉迷？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除非他萎靡无力弱透了，不然怎么会对青春麻木无感？年轻的诗人书生不解风情是不可能的。 “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 ”（《银河吹笙》）“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无题四首·二》）“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 ”（《月夕》）“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 ”（《寄韩同年二首·二》）我们应以相同的心情心境去接近诗人，不然就辜负了他的爱与真。
李商隐当年告白，说自己的诗篇虽然有涉“妖姬”“妙妓” ，但自己却“实不接于风流” ，与她们没有关系。这里不是指与风情内容无涉，而是指那些世俗的狎昵情结，那些窥视者感兴趣的男女款曲。他有寄托有比喻，但很遥远很浩渺，甚至是辽阔的思维，那种情怀一旦给拆解得格外琐屑，也就荒谬了，远离了诗人的本意，这样的歪曲实在不可以不辩。所以诗人忍不住直接说出如此关键的一句话。哪些人接于风流？是窥视者，是“多情”而无聊的人。这里的“多情”之“情”并非诗人之情，并非艺术家之情。我们所说诗人之情也非单指白璧无瑕、冰清玉洁，这里当然也包含了那些极为细腻曲折的情感，包含了人性的冲动，包含了在一些特殊时刻的想象和行为。但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与某些人心里的那种风情还是迥然不同。有人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李商隐像当年屈原用曲笔，将男女情事引向了政治、人事，做出了另一种判决。这就使“不接风流”之韵，与社会功利径直对接，这样的曲解和嫁接，同样也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