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施爱东谈故事学的共时研究( 三 ) 普罗普|规律|顾颉|法则|器官

您特别强调故事与作家小说的差别，不过您列举分析的作品中既有传统的故事、戏剧，也有文人参与创作甚至独立创作的作品，如《三国演义》《西游记》、金庸武侠小说等，我们该怎样区分呢？
施爱东：传统文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都是基于书面文学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看那些被记录、整理成文字的口头文学，就会觉得口头文学简单、粗鄙、不精致。但是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用说书的形式，原原本本地朗诵一本意识流小说，你认为会有人爱听吗？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爱听。在我们眼里，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但是，两者又不是完全没有共通之处。
任何分类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类别是我们人为划出来的。我们一般会用“作家文学”或者“精英文学”来区别“民间文学” ，这是传统的二分法。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学界更倾向于以“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来区分二种文学形态。但这种区分法现在也变得不大适用了，因为网络流行文化的出现，模糊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边界，也模糊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边界。
总有一些事物是介于这一类与那一类之间，同时具有不同类别特征的。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它们最初就是一些零散的传说、故事，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后来被文人搜集、整理、加工成长篇小说，这样，它就兼有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双重特征。金庸小说又是另外一种情况，金庸热爱民间文学，他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民间文学的情节模式和叙事方式，比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不仅借用了乾隆的身世传说，还直接把阿凡提给引进到小说当中，将他塑造成一个绝顶武林高手，诙谐幽默，武功又高。
作家文学因为情节复杂，枝蔓太多，篇幅又长，不同作家的个性特征掺杂其中，要找出那些模式化的规律不太容易。但民间文学不一样，因为是口头性的叙事，情节相对简单，枝蔓不多，篇幅也比较短小，所以母题和功能的重复率特别高。只要方法对头，我们就不难从中发现那些潜藏在民众集体叙事中的底层逻辑。将这些来自民间文学的底层逻辑回放到那些脍炙人口的通俗小说中，你就会发现，这些故事法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一些过去很难理解的作家文学现象。
我之所以在故事分析中喜欢拿《三国演义》《西游记》和金庸小说来说事，主要是考虑到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文本，属于读者的共同知识，一说就明白，不需要太多背景交待。如果我拿《莫一大王》或者《黑马张三哥》来举例，估计许多读者都不太了解，我还得向读者解释“莫一大王”和“黑马张三哥”是什么人，怎么回事。
故事与传统戏剧一样，读者（观众）对象都是建立在传统乡土社会的世俗性、民间性、人类性上，不过，当代传统乡土社会正在发生巨变，而资讯传播的方式也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还能给故事法则以支撑吗？或者说，那些故事树、史诗、传统戏剧生长的土壤还在吗？
施爱东：故事的土壤永远都在，因为讲故事和听故事是人类永恒的心理需求。故事讲述环境变了，但讲述活动还在，无论讲述平台变成了广播、电视，还是网络、游戏，只要民间文艺作为一种表演方式或生活方式没有改变，我们的研究就依然有意义。叙事活动是永恒的，也是有规律的，而规律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说，故事法则也会随着社会文化和传播条件的变迁而做出适应性调整。作为研究者，我们的目光永远追随着故事的讲述行为，而不是守在老槐树下等着一个讲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