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莫泊桑，李青崖堪称第一人 | 郭宏安( 三 )

关于信，严复说：“求其信，已大难矣！”钱锺书说：“从一国文字转换为另一国文字”“是很艰辛的历程”。
关于达，严复说：“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钱锺书说：“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关于雅，严复说：“信达而外，求其尔雅。”钱锺书说：“保全原有的风味。”
钱锺书先生可谓严复的知音，而且在理解严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例如他说：“雅非为饰达”，“非润色加藻”。他以“风味”解“雅”，实为一大创造。翻译界有人认为“雅”不必要，弃之可也，或认为“雅”就是美化，视翻译为美化的艺术。钱锺书先生以一个“非”字揭出了“雅”字在翻译中的真实含义，又用“风味”二字锁定了“雅”字在译文中的崇高地位。就我的理解，所谓“风味”，就是风格，就是文学性，传达原作的风格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由此看来，“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不可少。对一个旧的概念给与新的解释，令其获得新的生命，才是推陈出新的有效途径，所以并非所有新颖的说法都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李青崖先生的翻译恪守传统的观念，不单单以“雅”为旗帜，却在“信、达”之中有“雅”寓焉。
有人以为，无论何时何地，用上最响、最亮、最美、最华丽的词，就是最好的翻译，就是文学翻译，这样的翻译就成了翻译文学，否则就是文字翻译。有的译者深恐自己的中文不行，就请中文的文章高手润色他（她）的译文，其结果多半不妙：译文可能有了“文采”，却离原文远了。这样的译文不是好的译文。其实，文学语言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用词、组句、组织安排的“适当”。该俗的俗，该雅的雅，唯“适当”是求。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其“雅”的解释就是“适当”，换一个说法，就是文学性，就是风格。雕缋满眼，铿锵悦耳，并不等于文采斐然。适度的华丽，可以是文采；适度的朴素，也可以是文采；文采的有无，全靠语言之运用，而运用之妙，在于运用词语之适当，就是说，有文学性，有风格，就有文采，没有文学性，没有风格，就没有文采。确立了文学性，确立了风格，“雅”就在其中了。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三册《全三国文卷七五》中说：
《支谦法句经序》：“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意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意，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意，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按“严”即“庄严”之“严”，与“饰”变文同意。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意旨以传，而能风格以出，斯之为信。支、严於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尤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
钱锺书先生此段言语涉及翻译的许多方面，笔者只取“译事之信，当包达、雅”一语，略加解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此为一体而三面，当合而析之，不当分而观之，以此为标准，可以分出译品之好坏善恶，全面而精当。大部分翻译家对“信、达”取信服的态度，对“雅”字则讳言有加，如履薄冰，做种种或明或暗的抗拒状，以文学性或风格为准绳，谅可消除其对“雅”的疑虑和抗拒。李青崖先生的翻译置“信、达、雅”于一体，虽偶有不逮或不慎，然相互照顾、力求一致的心情，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